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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治與金融大亂總是相伴而生。在經歷了財政部提案、眾院立案、參院立案、參眾兩院協調四個階段，歷時一年多，長達1000多頁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終于跨越重重阻力獲得通過。美國金融監管的改革藍本，一方面是對肇發危機的根源和美國金融監管制度缺失進行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凸顯出奧巴馬政府試圖重整美國金融體系，重振美國金融競爭力，重塑全球金融絕對領導權的戰略意圖。這勢必對未來全球金融監管體系，乃至全球經濟金融格局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直以來，美國自詡其金融市場的運作和監管機制為全球典范，但金融危機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暴露出美國金融監管體制存在的重大缺失，正是這些缺失導致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機。
美國之所以出現金融監管缺失，有著深刻的全球化背景。在過去的20年中，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世界經濟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這是理解當今全球經濟金融的核心問題，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時代大背景。據初步統計，如果將美國危機前所有的金融資產價值都計算在內，未到期虛擬資產總額達到400萬億至500萬億美元。而美國的GDP只有12萬億至14萬億美元。按照流量與存量的關系，美國12萬億至14萬億美元國民收入形成的資產價值達400萬億至500萬億美元。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嚴重地改變了原有宏觀經濟運行的方式和表現形式，出現經濟虛擬化和貨幣虛擬化特征。在此情況下，資產價格波動、銀行運作模式、各類金融創新產品及其風險溢價等都出現了有別以往的規律和系統性風險，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基礎條件、傳導途徑、作用效果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而美國金融監管制度和監管模式嚴重滯后于金融創新、金融風險評估度量工具不足、無視金融投機資本的道德風險、對資本市場與銀行體系的聯動監管缺失，令金融風險無限積聚，使泡沫破裂的災難性后果超出了金融體系所能承受的臨界點，終于爆發災難性的危機。
另一方面，金融監管缺失也與美國經濟社會的價值體系相關。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近30年來美國宏觀經濟管理的理論基礎。這一被稱為“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是上世紀美國發生“滯漲”后發展起來的。自由市場經濟成為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也是左右美國金融市場的思潮。上世紀80-90年代末，美國先后通過了《1980年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1982年吸收存款機構法》、《1982年證券交易委員會415條款》、《1987年公平競爭銀行法》、《1987年銀行控股公司修正法》、《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加強法》和《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等金融法律。通過這些法律，美國最終實現了利率市場化、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和銀行業的混業經營模式。混業經營提高了金融企業的效率，也把金融風險擴散到整個金融系統。
而此次危機之后，美國危機治理和金融監管的思路發生了重大轉變：從2008年3月開始的《現代金融監管構架改革藍圖》，到2009年3月《金融監管改革框架》，再到剛剛通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三份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的核心是注重提升美國政府的權威、注重擴大美聯儲的職能、控制金融資本的過度投機、監控衍生品交易、注重保護投資者利益。其改革的深度與廣度都是美國金融監管體系史上史無前例的。
從剛剛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的核心內容來看：方案充分體現了“強干預、增權力、補缺陷、堵漏洞、護民眾”的特點。特別是方案強調增強美聯儲的權威性和管轄權，從以往美元購買力的守護者、宏觀經濟的保護者，躍升為“超級調控者”和“超級監管者”，這點尤為值得關注。這反映了美國試圖正通過金融監管體系的重塑形成國家的新競爭力，以扭轉在金融危機中美國國家信用的塌陷。
美國監管改革大方向值得肯定，不過，美聯儲權力空前龐大的全能型監管機構也可能帶來一些問題：其一，美聯儲的金融監管職能與美聯儲制定并執行貨幣政策的職能是否出現沖突？美聯儲在大權在握的前提下能否繼續保持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美聯儲能否在各個不同的政策目標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短視行為。其二，誰來監管美聯儲？現在能否對真正掌握實權的美聯儲構成有效制衡還未可期。而一旦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監管機構對形勢出現誤判，其危害可能更大。次貸危機表明，危機的爆發與美聯儲貨幣調控失誤有很大關系。今后，美聯儲如何規范自己的決策？這將涉及到全球監管體系如何構建和政策監督的問題。
對于中國而言，中國金融監管體系進行全面改革的時機因為這場危機而提前成熟。雖然，我國處于金融潛化階段，金融結構、金融資產與資源分布以及金融資產管理組織發展還比較滯后，但是隨著外部風險的加大和本土金融體系的發展，我國建立符合現代金融風險特征的，涵蓋制度監管、市場監管、全程監管、協同監管等形式的監管框架，已是大勢所趨。同時，后危機時代，金融監管體系正在成為新的博弈的杠桿，金融監管也成為國家新的核心競爭力，中國如何在全球資本流動風險的監管、各國匯率波動的監管以及紅利分配方面，參與全球監管體系建設也刻不容緩。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