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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07 作者:劉興祥 來源:證券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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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布的一系列數據顯示，宏觀經濟在二季度開始出現下滑趨勢，同時政府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表態也有微妙變化，表現一定程度的擔憂。在這種背景下，有關新一輪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可能卷土重來的呼聲陡然高漲，當前政策的急劇轉向又被推到了風尖浪口。然而，從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形勢與政策走勢來看，這種可能性目前仍然較小。如果著眼于更長遠的推動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新一輪大規模刺激政策的推出更加需要慎之又慎。
作為重要的先行指標，PMI指數在4月達到55.7的峰值后連續兩個月下滑：6月份為52.1，比前一個月回落1.8個百分點，創歷史同期最大跌幅。與此同時，其它的一些領先指標也開始出現下降態勢：新開工、在建項目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均在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去年的4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降幅比較明顯。其實，回顧年初的各類預測，今年宏觀經濟將呈現前高后低的走勢幾乎是沒有異議的。由于去年GDP基數比較低，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1.9%也就在預料之中。這也表明，在強有力的宏觀政策措施推出后，經濟完全回歸到持續快速增長的軌道上來。但是，接近12%的增速顯然偏高，繼續保持如此高的增速是不現實的。綜合目前的普遍預測來看，二季度GDP增長仍然會達到兩位數，今年全年8%的增長目標完全可以實現。因此，目前仍然是適度放緩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不值得特別擔心，還不到提及新一輪刺激政策的時候。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中央從前年底開始推出了一系列貨幣、財政政策加以應對，特別是以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為首的強力刺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應急的臨時舉措。例如，接近十萬億的信貸天量超過正常年份的三成左右，從信貸投放情況看，它的積極主流是要充分肯定的，但在信貸質量、信貸結構、金融資源配置及投放效率等方面，卻暴露出很多問題，留下了很大風險。因此，在經濟企穩并回暖后，著手恢復政策的正常化就必然會成為今年宏觀政策的主基調。具體而言，無論是要求新增信貸總量控制在7.5萬億之內并均衡發放，還是要求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程序正規化，主基調顯然是政策恢復到2008年以前的常規狀態。因此，在危機逐步平復的情況下，這些應對危機臨時舉措的退出早在意料之中，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其用意顯然更多的是使宏觀政策重新走上正常軌道，絕對不能簡單視之為大幅收緊。在沒有大幅收緊的情況下，重新啟動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也就言之尚早了。
重提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更多地是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擔憂，背后體現的是對高增長目標的“崇拜”。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過程中，8%的GDP增長目標被提出，以此水平為基礎對經濟增長進行目標管理的政策思路得以確立。其后，8%的目標似乎成為“金科玉律”，直到現在仍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目標區間的下限。但是，理性分析之下，沒有理由認為10年前確定的目標水平仍然適用。一個簡單道理是，隨著人均GDP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的基數擴大、動能趨弱，GDP增長有減緩的趨勢。對中國而言，鑒于其經濟的“大塊頭”，隨著GDP總量的提高，經濟增長的資源限制也日益顯著。數據顯示，2000年我國的GDP總量是8.9萬億元，2002年首次突破10萬億元，2009年則達到了33.5萬億元，世界排名第三。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目標水平應適時地下調。如果與西方經濟發達國家3%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相比，我們仍然保持這樣高的增長目標顯然是太過于苛求自己了。
在當前情況下，適度下調增長目標其實更加具有現實意義，特別是有助于在政策操作中兼顧經濟增長與其他政策目標的平衡。近幾年以來，我們在經濟政策制定中所面臨的矛盾和兩難境地更加復雜，特別是短期的“保增長”舉措和長期的“調結構”訴求之間具有一定的沖突。可以想象，如果在經濟發展向縱深展開，外部環境發生不利變化的情況下仍然死守一個過高增長目標，可能會導致對其他目標的犧牲，從而對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產生嚴重負面影響。在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被迫推遲的調結構任務已經成為當前最核心的工作，這直接關系到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由外需、投資拉動轉變為內需外需、消費投資共同拉動；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由第一二產業帶動轉變為一二三產業平衡發展；優化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由依靠資源消耗的轉變為依靠技術進步等等。
從今年以來的財政政策走向來看，力保調結構優先的目標相當明確。今年4月份，財政存款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上升，同時，4月份的國家預算內資金在總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上升速度明顯低于歷史均值，僅僅基本持平，這都顯示財政政政策在4月份曾經有退出跡象。然而，進入5月份以后，財政撥款下發的速度明顯加快，財政部舉債的進度也開始加快，久違的“積極財政政策”也頻頻出現在相關官員講話中，這些跡象顯示財政政策基本上重回了“積極”軌道了。但是，近期一系列財政政策動向顯示，與2009年相比，此次財政政策更多的是考慮“調結構”的需要：無論是鼓勵新能源汽車的補貼政策、投向廉租房的保障資金等，都與調整經濟結構的方向保持一致。
因此，結構問題已經是我國經濟運行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不下大力氣調整結構，不下決心解決結構問題，我國經濟無法成功走上復蘇之路和持續穩定增長之路，并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面對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復雜性，輕言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顯然是不負責任的，我們還必須堅持調結構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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