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投資率已經過高，并且投資結構存在嚴重的不合理。
　　任何一個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都保持著較高的投資率。但是，中國投資率已經高到超過警戒線。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投資率始終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來又進一步上升至35%以上。截至2008年，29年里投資率的平均值為37.4%。自2003年以來，投資率已連續4年超過了40%，投資增速也達到了20%以上，大大超過了GDP的增速。自1980年以來，世界平均投資率平均為22.7%，中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
　　當然，中國有特殊性，作為最大的新興經濟體，正值工業化的關鍵時期，投資率高情有可原。問題是，中國投資率高到損害內需與公平的程度。
　　以同樣工業騰飛時期的東亞經濟體相比。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之前，日本維持了較高的投資率，平均達到了33.9%，其中從1967年到1974年連續8年的投資率都保持在35%以上，此后逐步下降。韓國投資率超過35%為9年，泰國42.8%、8年；馬來西亞43.6%、10年。中國投資率與馬來西亞相近，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一場東亞南金融危機，將高投資率的成果卷走一半，至今沒有找到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可見，投資率是有警戒線的，一旦超過警戒線，將出現銀行風險、債務危機、金融危機以及投資效率下降導致的企業生產率下降。
　　無論是不是美國人的金融陽謀，東亞南危機的爆發與東亞南各經濟體的投資效率下降相關。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研究，東亞南金融危機前夜，發達國家的增量資本與產出比是1到2之間，而東亞南地區的國家有些則在5以上。也就是說，增加5元投資增加一元產出，投資邊際效率下降到讓投資得不償失。目前中國已經處于5危險區間，這還不算中國在環境、人力培訓方面所支付的隱性損失。
　　按理，經歷了30年的高投資時期，中國應該基本完成工業化。但現實并不樂觀，中國的工業化遠未完成，城市化率不到50%。如果按照傳統思路，中國必須維持高投資率，高投資之路業已遭遇瓶頸。中國的資金來源不足，政府借貸過多而效率過低，資產泡沫急劇擴張，有產生系統性債務風險的可能。與此同時，支撐中國高投資率的產能，在全球范圍內遭遇成本上升的壁壘，并不是中國想不想維持高投資率，而是以目前的經濟架構維持高投資率，將使中國制造徹底過剩，而內需嚴重不足。
　　在前蘇聯重工業化時期，高投資率發展了重工業與軍事工業，一度經濟增長位居全球前列，但耀眼的數據并未能阻擋蘇聯經濟從上世紀70年代以后開始衰落，直到經濟發展模式被徹底重構。難道是前蘇聯不愿繼續維持高投資與高增長嗎？看過克爾申克隆的經濟史的人會清楚，這并非蘇聯政府本意，而是被迫無奈，是蘇聯經濟面臨投資效率下降、內需不足與債務上升的結果。
　　與前蘇聯相反，韓國在20年的高投資之后，在上世紀80年代走上調經濟結構、促民間資本、促內需之路。韓國政府采取了結構調整、市場開放、鼓勵私人投資等措施，1986~1988年間實現了經濟的繁榮，國內儲蓄大量增加超過了總投資，國際收支轉為盈余。但債務風險未徹底消除，東亞南金融危機現出軟肋。
　　中國必須同時走兩條路。
　　鑒于中國工業化尚未完成，有可能在未來20年還將維持較的高投資率，要化解高投資率的風險要靠提高投資效率，徹底重構目前以政府為主導、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釋放民間資本的力量；與此同時，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費水準。我國的消費能力有可能被低估，最明顯的是在住房、教育、醫療消費方面。我國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保體系，這三方面的支出都屬于剛性支出部分，與吃穿住行等相同，如果將這三部分納入消費支出，中國的消費率上升十個點沒有問題。可以看出，中國的消費存在明顯的不均衡，消費與投資關聯過于密切，在某種程度上使消費成為吹大資產泡沫與財富重新分配的工具。目前需要做的并不是提高政府消費，提高奢侈品的消費比例，而是提高大眾的生活質量與消費比例。
　　如果不能做到變更投資主體，改變投資結構，促進大眾消費，繼續維持目前的高投資率，就是自掘陷阱。爆發債務危機，資產泡沫崩潰，兩者必居其一，到時候就是想維持高投資率，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