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全球金融監管的熱議不絕于耳。上周五，經過各個相關利益方長時間的討價還價，美國參眾兩院敲定了關于金融監管改革的最終版本。如果不出意外，只待該版本通過兩院表決，奧巴馬總統簽字，便可正式成為法律。這個金融監管法案一旦成立，就標志著奧巴馬政府繼其醫療改革法案之后，對美國國內政策的第二大變革。最終版本當然也是院外集團大力活動的結果。當天在華爾街股市上美國金融股普漲，顯然是市場認可了這一版本的監管方案。
　　依據這個版本，美國各大銀行最終用一次性負擔190億美金稅收的代價，繼續保留參與大多數衍生品交易的權利，而沃爾克原則的具體功能性的監管，卻沒有得到更為精細的解讀。若考慮到這是美國在危機之后第一個通過立法形式對金融監管進行大規模改革的嘗試，可以預料將給全球金融監管體系帶來巨大沖擊。盡管歐盟也意識到了加強金融監管的必要性，但是在如何構建一個全球深入協作的金融體系上，歐美雙方卻是分歧重重，難以在操作層面達成一致。
　　具體到我國，在金融監管的實踐上，情況也正變得更為復雜。
　　也是在上周五、周六，上海舉行了第三屆陸家嘴論壇。筆者參加了關于金融監管的浦江夜話和一個討論專場。浦江夜話場的議題，是探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金融監管格局中的關系。而周六下午的專場則聚焦于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協調問題。在諸多發言和交流中，筆者印象最深的是，有關當下中央和地方二級監管合作的關系，以及中央層面“一行三會”之間以及“一行三會”與其他政府部門，如財政部、發改委針對金融組織活動的監管協調的多種聲音。
　　相對美國，我國金融產業的發展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相應的金融監管水平自然也達不到美國那樣的發展程度。但是，在監管政策制定和實務操作層面，中國金融監管的現實和美國的監管運作，在本質上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整個監管過程中牽扯進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是多種利益方博弈的結果。正如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靈所言，我國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時候，從來的原則就是調動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在我國下一階段的發展的金融監管體系的構建中，如何協調中央與地方，以及中央層面相關部門的利益與矛盾，無疑是我國監管體系的核心要義之一。而關鍵之道，就在于建立一個穩定、可信的監管機制，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政化干預，制定透明的監管原則來進行指導。
　　這個解決辦法，看似老生常談，似乎空洞，但筆者以為卻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協調各部門的利益，并不能如有人所建議的，創造一個大一統的更高級別的監管機構。太多的事實證明，“巨無霸”式的監管機構，只會帶來更多的弊端，創造更多的行政壁壘，乃至從根本上抑制金融行業的創新和發展。畢竟，在長期來看，只有實現良性互動，金融監管和金融行業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促進經濟的發展。制度化，法制化，這金融監管兩大進程能否按期推進，將會是我國下一步金融產業健康發展的關鍵前提。
　　我國下階段金融監管的另一個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合作和保持自身特色的問題。受制于我國金融行業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照搬西方的監管體系顯然是不可取的。日本央行副行長西村青彥，在這次論壇上就以日本的經驗為例，明確表示不存在一個放置于四海而皆準的全球監管法則。但是，話又說回來，若以此為理由，拒絕變化，一味強調自身特色也不足取。在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主動參與國際監管合作，就會被迫出局，喪失自身的話語權和規則影響力。由此，筆者以為，若想在金融監管全球化和本土性上獲取平衡，關鍵就看這個監管舉措能否結合我國金融產業發展進程而不斷靈活調整。筆者這里所說的靈活性，與前面提到的建設一個穩定的監管制度安排，并不沖突。原則性的穩定與監管操作上的靈活，不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有助于我國金融產業快速有效的發展。
　　歸納起來，長期穩定的制度建設，適合國情和行業特色的靈活運作，積極主動參與國際合作，是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不斷成熟發展的必然路徑。

（作者系英國約克大學金融學博士，現任教上海大學國際工商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