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G20峰會將于本周六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這次峰會號稱要打造“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但美歐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在決定國際經濟格局未來走向的關鍵議題上卻存在根本分歧，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力度和節奏正是雙方利益交鋒的核心。
　　回顧四次峰會以來的全部歷程，會發現G20帶著明顯的“危機”烙印，其重要性與危機的惡化程度幾乎成正比：
　　G20誕生于2008年次貸危機最動蕩的時刻，事實證明，第一、二次峰會最終擔負起了全世界的重托和希望，全球主要大國團結在G20的旗幟下，共同實施擴張貨幣政策和刺激性財政政策，起到了穩定人心的作用。而G20峰會上發達國家與新興大國相對地位的此消彼長，也令世人仿佛看到了未來嶄新的國際經濟格局。
　　然而， 2009年下半年，就在全球主要經濟體陸續走出危機的前夜，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便迫不及待地撕去溫情的面紗，不僅在匹茲堡峰會上將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推諉給中國，而且在峰會前后掀起了一輪又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浪潮；今年以來，美國國會沉寂了快兩年的人民幣升值“緊箍咒”沉渣泛起，奧巴馬政府更是在全球范圍內建立敦促人民幣升值的“國際統一戰線”，盡管“同舟共濟”的誓言聲猶在耳，但G20內部的裂痕早已無法掩飾。
　　當前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和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將開始邊緣化的G20重新拉回到合作軌道，美歐不得不繼續倚重這一覆蓋了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和85%經濟總量的國際多邊合作機制，在G20多倫多峰會上重新討論各國如何保持政策一致，只不過這次的重點變成了緊縮財政政策以控制赤字。發達國家內心深處對G20所持的乃是一種功利和投機的態度，即只有當解決它們自身所面臨的緊迫問題時才需要這個機制和“平等”對話，以換取新興大國全面參與到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政策協調中來；而一旦危機陰霾散去，發達國家仍希望世界回歸舊國際經濟格局中。但在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眼中，回到過去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這場危機早已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經濟的力量對比，G20機制自誕生之日起，就應徹底取代G7/G8扮演全球治理的核心角色。
　　曾幾何時，由少數發達國家組成的G7/G8，一度是全球治理議題的實際決定者，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被排擠門外。不過，發達國家也逐漸意識到，若沒有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全球治理難以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因此，其后又演化出了G8＋5對話機制，但由于中國、印度、巴西等5國并非正式代表，能否參加還要看人臉色，因而這種對話的基礎本身沒有平等性可言。
　　G20的重要性無法被G7/G8或G8+5取代，根本原因是，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全球治理所涉及議題，如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跨國金融監管協調、環境和減排等牽涉面之廣，遠不是少數幾個國家搞個閉門會議就能拍板的；同時，這些議題還具有復雜性和長期性。因此，發達國家必須充分意識到，新興大國應作為真正的、長期的平等對話伙伴，而不是派對上臨時邀請的客人。
　　從本次峰會的內容來看，無論是東道主加拿大宣布的4大議題，還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達的4點期望，除強調的優先順序不同外，看上去幾乎如出一轍。但若細加分析，就會發現，表面趨同之下其實隱藏著巨大的鴻溝。
　　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除了所謂的全球經濟“再調整”之外，加強金融監管是它們最關心的議題。在倫敦和匹茲堡峰會上，作為東道主的美歐將過多精力放在了諸如約束金融機構高管薪酬、監管對沖基金、打擊避稅港等具體而微的方面；而在被視為多倫多峰會預備會議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釜山會議上也同樣如此，圍繞美國提出的是否應在全球范圍內統一征收銀行稅引發的爭論成了會議的焦點，而歐債危機這一主題反而被沖淡。美歐對金融監管如此強調，一方面固然有從次貸危機中汲取教訓的意味；另一方面，其背后的潛臺詞是：當今世界整個國際金融體系大致是好的，只需小修小補，而不應全面大修。
　　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顯然不是這樣理解的。在它們看來，對國際金融體系本身進行全面深刻的改革，才是防范金融危機再次爆發的最好監管措施。G20峰會啟動兩年來，盡管發達國家在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強烈要求下，被迫同意對世界銀行、IMF等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配額進行調整，但僅僅是極為有限地削減了自身的配額。這種微調既與新興大國在當今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實力不相稱，更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發達國家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特別是美國在IMF和國際貨幣體系中一家獨大的局面。可以說，整個國際金融體系依然沒有本質變化——站在美國的立場，繼續控制IMF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推動IMF在匯率監管問題上態度更趨嚴厲，而這樣中國或許就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國際壓力。
　　但世上絕沒有只取不予的好事。發達國家在解決完自己的燃眉之急后，也必須認真考慮新興大國的利益關切。如果雙方對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性沒有多少交集，那么在歐債危機緩和之后，G20峰會難免會再次遭遇被邊緣化的危機，而這對于所有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來說，日后也終將付出更大代價。

（作者系宏觀經濟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