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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年，工資加速上漲無可避免。即使沒有勞資糾紛，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變化也會造成工資上升。這一趨勢性變化將產生一些重要的經濟影響。
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80年代初，中國是一個資本和技術短缺而勞動力過剩的經濟，現在則是資本充裕、技術相對短缺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已露出苗頭。我們考察和分析認為，引發當前勞資矛盾最重要的因素是新一代外來工對生活期望值的上升。在1980和1990年代，大多數外來工只希望在城市工廠工作若干年，存夠一筆結婚和建房的錢就會回到家鄉，而新一代的外來工教育程度更高，對生活的期望值也更高。他們希望能在城市居住和生根，因此，盡管最近幾年工人平均工資升幅十分可觀，勞資的緊張關系卻有升無降。
盡管過去幾年工資增長不錯，但由于供給充分，普通工人的收入增長還是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長。例如，和1992年相比，深圳市的人均GDP增長了7.4倍，但最低工資卻只上升了4.1倍。當然，很多人所賺大大超過最低工資水平，但即使是其2倍，以2000-2500元的月收入要想在深圳生活仍會很困難。我們相信，經濟原因是最近勞資關系緊張的決定性的原因。
工資上升產生重大影響
可以預料，在未來幾年，工資集體協商將會更加普遍，工資加速上漲無可避免。即使沒有勞資糾紛，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變化也會造成工資上升，在今年一季度，勞動力緊張的局面就開始在沿海和一些內地城市出現。隨著老齡化的加劇，未來中國的勞工短缺還會惡化，這將推動工資持續上升。這一切將會產生如下經濟影響：
首先、中國將不再是壓低發達國家通脹的重要力量。過去，由于中國出口商缺乏談判能力，不得不靠擠壓成本和擴大規模來獲取微薄利潤，低工資也是其一部分。事實上，工資支出只占銷售額很小的一部分。例如，2009年電子行業的總銷售為5.1萬億元，雇用了760萬工人，據此推算，全部工資支出1810億元，只占總銷售的3.5%，因此，這些產品只要提高1.5%-2%就能覆蓋工資成本上升的壓力。中國的出口仍然有強大的競爭力，那些代工企業至少能轉移一部分成本。但是，工資逐步上升從長期看可能意味著中國對發達國家的輸出通縮效應的結束，甚至已經開始輸出通脹。
其次、可能加速企業從沿海轉向內地。由于沿海地區的可支配收入將近內地的兩倍，轉移不可避免。對沿海省份而言，最大的挑戰來自產業轉移之后能否盡快實現產業升級，以避免經濟增速下滑過快。
第三、可能生產轉移行為，但中國短期內不會失去競爭力。不少人擔心工資上升將導致中國作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被其他新興市場所取代，然而，在過去10年內中國制造業的配套性得到巨大提升，聚集效應明顯，為代工制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環境。如果外資想要到其它國家去尋找代工廠，至少一段時間內要承受效率的大幅下降，除非其他市場的相關上下游配套可以媲美中國，而這在幾年時間內恐難實現。
不過，考慮到中國在一些領域（如下游電子、輕工業）已擁有相當高的市場份額，再加上未來工資的進一步上升，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將會明顯弱化。我們預計，中期內（2010-2014年）中國向發達市場的出口年增長率只有大約5%。
第四、地方公共服務可能增加。地方政府，特別是沿海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競爭力，可能會增加針對外來工住房、醫療等方面的服務，而這又反過來對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消費比重將會上升 企業受沖擊程度不均
工資收入的增長顯然有利于消費增長以及國民經濟結構的改善。我們從若干假設出發，測算了2011-2015年消費的增長前景。假設如下：
1）城市化率每年增長1%；2）名義GDP年增長11%（8%實際增長加3%通脹率）；3）城市地區工資收入增速比名義GDP高2個百分點，即每年增長13%（2000-2009年低于GDP2個百分點）；4）城市地區非工資收入和農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同步；5）城市居民消費對收入的比率每年上升0.5個百分點，將從2009年的65%升到68%；6）農村居民消費對收入比率保持不變。
在上述假設下，城市居民消費總額將從2009年的7.6萬億增長到2015年的19.3萬億，增幅為153%，農村消費增長則為77%，達到5萬億。兩者匯總，到2015年全國消費總額將比2009年增長132%，占GDP的比率將從31.2%上升到37.5%，提高6.3個百分點。
此外，我們還發現工資上升對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企業影響是不均勻的，有的面臨壓力，而有些則反而能從中受益。我們利用部分上市公司的信息分析后發現，受工資上升沖擊最大的是某些技術性產品的制造商和出口商以及紡織、汽車等行業。他們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征，工資占成本較高比例且利潤率低，工資成本的上升很容易影響其整體利潤。
分析表明，那些工人數量多、人均銷售額低、低工資、低毛利、位于沿海省份的企業將受到較大的沖擊。與上述特征相反的企業以及產品和服務面向國內消費的企業，則可能從工資上漲中受益。
（作者為瑞士信貸中國策略師 王貞偉/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