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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月初G20財長和央行行長釜山會議開幕前夕發表講話稱，各國央行在收緊政策時不能過急或過慢，而應根據“本土因素”選擇加息和退市的時機。這種放任自流的態度，與美國在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呼吁各國保持貨幣政策同步的積極表現形成了鮮明反差。雖然在伯南克表態之前，各國央行事實上已陷入了各自為戰的狀態；但伯南克的表態無疑加劇了這種混亂。
在美國人那里，要全球貨幣政策同步還是不同步，完全取決于“此一時、彼一時”的需要。
各國央行在轉向收縮還是繼續放松貨幣問題上，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最急的以澳大利亞、以色列和印度央行為代表，早在去年第三季度就在收緊貨幣，澳大利亞央行自去年10月以來連續6次加息，基準利率高達4.5%；近期開始啟動加息進程的是加拿大和巴西央行；表現謹慎的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國家，但一般公認年內加息的可能性較高；多次暗示不急于加息的是美聯儲，不少經濟學家預期，美聯儲加息最快也要等到明年；不但不考慮收緊貨幣，反而進一步放松貨幣或維持定量寬松貨幣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是日本和俄羅斯央行，以防范通縮。歐洲央行是個特例，如果歐元區沒有遭遇突如其來的主權債務危機，根據歐洲特別是德國對通脹一貫高度警惕的傳統，很可能會搶在在美國之前加息。
對此，曾準確預言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末日博士”魯比尼的辯解是，盡管全球寬松貨幣政策同步，但恢復緊縮并不需要同步。應當說，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
魯比尼認為，當前全球經濟復蘇不同步是客觀事實，而貨幣政策表現出來的差異性正是全球經濟復蘇不同步的自然反映。正當歐洲還在為債務危機而焦頭爛額之際，中國、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卻深受國內資產泡沫的困擾；至于印度，批發物價指數（WPI）今年以來連續數月接近兩位數，一條腿已踏入了通脹泥潭。
各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或制度不一致，客觀上也使貨幣政策轉向有先有后。在退出問題上態度積極的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央行奉行的是嚴格通脹目標制。澳大利亞央行將通脹目標鎖定于2%至3%之間，而當前市場預期通脹指數已升至2.9%，急于加息也在情理之中；而作為首個正式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新西蘭央行與政府簽訂了《政策目標協議》，明文規定央行行長只對通脹率負責，無須操心經濟增長及就業狀況，若未能控制住通脹，則自動請辭。
反觀宣稱實行“隱性通脹目標制”的美國，并不存在這種壓力，相反失業率過高使其面臨來自政府和國會的雙重壓力。因而這也就不難理解，伯南克何以堅持，除非看到“持續復蘇的證據”，否則仍將維持零利率政策不變。
從理論上講，央行在做出關鍵政策決定時，應盡可能地擺脫來自政治層面的壓力和干擾，以確保政策制定的獨立性。而國際貨幣政策協調通常被視為大國間政治合作的產物，某種程度上存在央行獨立性被侵蝕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魯比尼的視角又過于靜態片面。現實情況是：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以來第二輪全球化浪潮的洗禮，各國經濟密切聯系、相互影響，一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越來越大。如果無視這一事實，否認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勢必為今后全球經濟埋下更大隱患：
經驗表明，貨幣政策不同步是國際市場匯率動蕩的重要根源。一方面，加息推動本幣升值，降息促使本幣貶值，各國加息、降息的錯位必然放大匯率的波動性，為規避風險，國際資本紛紛涌入大宗商品市場，而這又將推高原油、黃金等大宗商品價格；另一方面，匯率還直接影響各國產品出口競爭力，使得貨幣政策分歧最終演化成貿易領域的摩擦和沖突。
美聯儲和日本央行若出于一己私利，長期固守零利率或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和日元的套利交易盛行：熱錢瘋狂流入高息國家獲取套利機會，加劇相關國家資產的泡沫和通脹壓力；而等到美、日加息或美元、日元匯率走強時，大量熱錢突然撤退又會導致相關國家泡沫破滅、經濟出現“硬著陸”。
這一現象折射出一個最為本質的問題：各國對于當前形勢，特別是對于歐洲債務危機的惡化前景、全球經濟是否會出現二次探底的風險缺乏共識。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各方對于歐洲債務危機的潛在影響就有分歧，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因此未能對此給出清晰明確的趨勢判斷。低估歐洲債務危機風險、過早拋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或許正為下一次危機的全面暴發埋下了導火索。
而在中美之間，還有更為棘手的匯率問題。廣義上，匯率也構成貨幣政策的一部分。由于人民幣釘住美元，美國零利率政策遲遲不動，導致中國在收緊貨幣方面左右為難。但如果美國試圖以此來逼迫人民幣自動與美元脫鉤，恐怕難以如愿，最終反而可能使雙方同時落入通脹或通縮的陷阱。
（作者為宏觀經濟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