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中國經濟最復雜的一年，宏觀調控面臨多重的兩難選擇，雖然有輾轉騰挪的空間，但是如果不能破解這些兩難，始終是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比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年中國經濟增長8.7%，主要是政府投資的功勞，今年維持經濟復蘇的良好趨勢，需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否則經濟有減速甚至二次探底的可能。但是，財政政策的邊際效應正在出現遞減趨勢，擴張難以持久，而寬松的貨幣政策，又有引發通脹壓力的可能。
　　再比如匯率政策和人民幣升值。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剛剛結束，對話成果豐富。這得益于雙方巧妙避開了人民幣匯率這個敏感話題，但是，人民幣匯率終究是困擾中美經濟關系的心腹之患，最終是繞不開的。人民幣升值也面臨兩難：升值，則一部分出口行業的利潤被進一步壓縮，增加失業；不升值，外界壓力越來越大，熱錢不斷涌入，進口成本和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也在增加。
　　房地產調控也有類似的兩難，新政已出臺一個多月，市場成交量持續萎縮，目前已接近冰點，但是，價格依然堅挺，市場觀望氣氛濃厚。廣州的房地產新政剛剛出臺，跟北京的嚴厲相比，顯得過于溫柔，沒有在國家統一規定基礎上增加任何新的“重拳”。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對房價下跌后果的擔憂。如果房價沒有一定幅度的回調，輿論和公眾的不滿會加劇，則不排除更進一步的撒手锏會拿出來。但是，如果矯枉過正，房價劇烈下跌，也不是短期內就業和增長能承受的。
　　宏觀調控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必須找到解開這些矛盾的鑰匙。這個鑰匙，就是開放民間投資。
　　不錯，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比投資更好的拉動經濟增長的馬車。但是，一方面，消費的增加，需要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還要調整收入分配的結構，涉及利益格局整合，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完成的。另一方面，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礎是增加就業，而經濟增長的目的也是就業。但是，消費并不會直接增加就業，投資才是增加就業的利器。當然這里的投資主要是民間投資。去年的政府投資，多是資金密集型的大型項目，對就業幾無助益。
　　現在，到了該正視民間投資作用的時候了。只有擴大民間投資，才能破解上述的兩難選擇之痛。
　　財政政策出現效應遞減，是因為政府投資沒有引起乘數效應，所有政策有效的前提是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即帶動民間投資的增加。開放民間投資，才不至于擔心持續擴張財政的弊端，把財政赤字控制在安全邊界內。只有增加民間投資，寬松的貨幣政策才可全身而退，進而控制銀行風險。滬深股市最近的跌勢表明，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刺激政策，經濟尚未過渡到依靠自身力量前行的階段。有了民間投資的斷后，刺激政策退出，才不會引發股市的劇烈下跌。
　　匯率政策本是宏觀政策，不是產業政策，所以，不能以某些產業承受不住壓力，就拒絕匯率制度改革。但是，出口行業畢竟是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的主渠道，匯率調整不能不顧及于此。如果能開放民間投資，而不是僅僅把民間資本局限于出口加工這個狹窄的范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步伐，就可以加快，中國經濟的外部壓力就將減少。
　　房地產價格難以“撼動”，是因為富裕人群除了買房，過多的錢無處可去。有錢人最怕財富貶值，必然尋找投資渠道。而遍觀中國的投資領域：實業投資受到嚴格限制，而一般制造業早就飽和，無錢可賺；股市受到國內外諸多因素的影響，并且有泡沫崩潰的嚴重教訓；辣椒、大蒜之類小兒科似的炒作，難以把握。而土地的相對稀缺，城市化進程，流動性泛濫的時代，為房地產價格的堅挺，提供了“堅實”的土壤，且中國房地產至今未出現過像樣的調整，所以，資金滯留房地產，有其必然性。如果開放民間投資，讓有錢人有更多途徑掙錢，集聚在房地產業的資金就會分流，房地產市場將走上正軌。
　　正是基于乘數效應不明顯，國務院5月13日公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即“新非公經濟36條”， 與5年前的那個“非公經濟36條”相比，此次進一步拓寬了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特別是對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開了一個口子。
　　我們相信，這僅僅是開放民間資本的第一步。畢竟，國內民間資本如今已積累到了足夠大的規模，知識和人才、技術儲備，也非5年前可比。所以，現在該是擴大“對內開放”的時候了。
　　一個投資領域對外開放，而對內封閉，在道理上是難以說通的。現在，雖然允許民營資本進入某些過去的“禁區”，但口子仍嫌過小，不過癮。這里的關鍵是進一步開放某些壟斷領域。我們有《反壟斷法》，但是，有人戲稱這個法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問題是，如果如此重要的一部法律，成為一紙具文或者緊箍咒，勢將貽誤中國經濟發展大計。國內很多地方的壟斷，從國際經驗看，其實并不“關乎國計民生”，只不過因為它是“已成之局”，就被接受下來而已。所以，有必要重新審視這些“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對民間資本把口子開得更大一些。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政府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