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當前的再融資是出于信貸結構和資產結構的嚴重失衡，而不是銀行資金真正意義上的短缺。國家的支持和歷史形成的市場壟斷并沒有成就我國大銀行的核心競爭力。一邊是天量放貸，一邊是沒完沒了的再融資，不僅積聚了銀行的風險，也不利于發揮銀行信貸資金對經濟轉型的引導和促進作用。
　　據報道，國務院已同意工、建、中、交四大銀行總規模為2870億元的再融資計劃，用于補充資本金，以滿足天量信貸投放以及監管層實施巴塞爾資本新規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
　　上市銀行補充資本金，本無可厚非，再融資補充資本金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金率約束問題，有利于銀行未來的業務擴張和增強抗風險能力，奠定金融業繁榮的基礎。但是中國大銀行再融資所暴露出來的對資本市場的過度依賴和資本內生機制缺陷，讓我們不得不謹慎看待。

　　不利于銀行業穩健經營

　　首先，軟化銀行自身約束，不利穩健經營。當前，銀行再融資是出于信貸結構和資產結構嚴重失衡，并不是銀行資金真正意義上的短缺。在對大項目，尤其像2009年國家主導投資的配套資金供給，由于更有安全保障，在目前銀行還主要依靠存貸息差賺取利潤的情況下，銀行存在過度放貸的沖動。去年的天量信貸，絕大多數都給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和房地產開發商，銀行業在差錢就找資本市場的情況下，在“大到不能倒”的政府“隱形保險”下，往往傾向于過度承擔風險。大銀行的風險收益歸股東和高管層享有，損失則由公眾來承擔，這種收益-風險的不對稱更加劇了大銀行的信貸和資產結構失衡，陷入規模擴張→資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資→資本充足率上升→規模再擴張的業務循環。政府出于控制風險的需要，不斷提高資本金率約束，于是銀行不斷有再融資的渴求，這種事后監督不斷放大銀行不計風險的粗放擴張的經營模式，不僅背離了銀行自身的穩健經營理念，而且從根本上危及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

　　不利于促進中國經濟轉型

　　其次，不利于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全球性金融危機加速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步伐。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已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增長驅動型向質量驅動型、從資源密集型向效率驅動型、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驅動型的轉變，價格和稅收體制的改革自然至關重要，但對廣大中小企業，尤其是技術創新型企業的融資支持也十分重要。一邊是天量放貸，大銀行通過資本市場再融資不斷地把民間資本轉化為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房地產開發商的信貸資金，將大量的資金投向傳統大項目（大銀行由于資金龐大，擁有大項目融資的天然優勢，獲得比中小項目、短期貸款更多的收益）；一邊是沒完沒了的再融資，不斷擠占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眾多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通過這樣的信貸結構，不僅積聚了銀行的風險，也不利于發揮銀行信貸資金對經濟轉型的引導和促進作用。
　　面對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農村金融落后，政府又無法監督大銀行按照國家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放貸，如其讓大銀行不計回報地“圈錢”，不如讓那些天然與中小企業、農村結緣的中小銀行和農村金融機構借助資本市場發展壯大，真正發揮它們作為基層信貸工廠的作用，提高社會資金的利用效率和改善信貸投放結構。

　　不利于競爭性市場環境的培育

　　第三，不利于競爭性市場環境的培育。大銀行在中國金融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它們“大到不能倒”。國家的支持和歷史形成的某些市場壟斷并沒有成就我國大銀行的核心競爭力， 各家銀行業務模式趨同，目標客戶普遍集中于大型國企、行業龍頭和上市公司，仍處于低層次競爭。商業銀行依賴凈息差的傳統發展模式沒有改觀，工、建、中、交四大上市銀行2009年年報顯示，它們的凈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分別為79.4%、79.3%、68.4%和82.3%。而美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平均占到營業收入的40%左右。
　　“大到不能倒”的機構往往不是因為具有競爭力，而是由于其具有的特殊地位而獲得高收益。靠著政府的“隱形保險”更容易獲取資金和較高評級，降低了這些機構的融資成本，獲得了相對于其他機構的不正當競爭優勢，降低了宏觀層面資源配置效率。
　　相對于美國對大型金融機構征稅計劃（用于支付未來政府救助計劃的費用，以彌補納稅人的損失），中國對大銀行的過度保護，確實是兩重天的差別。顯然，這是中國大銀行之“福”，但對廣大中國納稅人來說，卻是另外一個兩重天了。
　　眾所周知，證券市場的功能是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其目的是讓有前途的企業通過證券市場融資以發展壯大。如果由資本充足率壓迫下的被動再融資演變為厲兵秣馬備戰轉型的主動再融資，那才是中國資本市場的福音。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