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選美，是選丑。
　　如果你是一位外匯投資者，或是一位全球宏觀對沖基金經理，面對全球這么多交易貨幣，現在可要擦亮眼睛。
　　一個問題多多、如此丑陋的美元，居然能在全球金融市場獲得如此的追捧，實在夠那些致力于金融學、貨幣學研究的教授們好好琢磨。在美元升值的時候，人們就沒有動力去談論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這恰恰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最要命的問題。
　　雖然自2009年12月以來美元指數大幅升值了13%，但美元自身的問題依然眾多：一是實體經濟層面，失業率依然處于高位，投資消費的活力不足；二是房價依然低迷，并未延續升勢，恐怕未來幾年都難走出低迷；三是財政赤字壓力依然巨大，美聯儲撤出之后美國國債的融資壓力依然嚴峻。
　　并且近期沖擊歐洲的主權債務問題，美國也不是不存在。區別只在于，歐盟地區沒有統一的財政部，財政狀況良好的法國、德國并不能對希臘直接施加援救；而美國即便加州瀕臨破產，但聯邦財政可以很方便地給予支持。差別僅在于此。
　　不可否認，歐元的結構性缺陷很難調和。歐元走強，意大利等國家承受不了高幣值貨幣，眾多經濟體競爭力將下降；歐元走弱，首先還是德國等國從出口擴張中受益，甚至是德國對其他歐洲國家的“內部”出口。核心還在于，像南歐等眾多歐洲國家的出口競爭力實在太弱，無論歐元幣值如何，他們都沒有能力和德國競爭出口市場。
　　美歐的另一個差別是，雖然美元、歐元同為全球中心貨幣，但美聯儲對美元的擴張極為方便，歐元擴張并不方便，這本來是歐元保持幣值穩定、穩健的最大優點，但在危機之下卻成了缺點。
　　因此不能寄望在這么多有問題的貨幣基礎上，組成一個良性的國際貨幣體系，這只能是一個壞的拼盤。
　　一個貨幣只有給市場真正的信心、長期的信心，才能有資格在此基礎上重建或主導國際貨幣體系。
　　自2007年次貸危機嶄露頭角，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到2009年3月美聯儲直接購買美國國債開啟大擴張，再到2009年12月至今的迪拜、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全球危機走過了四個不同的階段，美元也走過了先貶值、再升值、再貶值、再升值的輪回。但這種升值貶值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實體經濟，純粹是金融投機避險機制所主導。這種升值的美元沒有給市場真正的、長期的信心。也沒有任何理由，以這種美元來思考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
　　央行行長周小川2009年3月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文章，一直受到頗多誤讀。市場多理解為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的思考，而忽略了其中最為重要的邏輯性改變——周小川指出，為進一步提升市場對其幣值的信心，SDR的發行可以從人為計算幣值，向有以實際資產支持的方式轉變。
　　周小川行長提出了一個目標——提升市場對其幣值的信心，并提出了解決方式——向有實際資產支持的方式轉變。
　　即便沒有SDR參與，周小川提出的這兩個思路，也應該用來思考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在美元貶值時，人們往往會憤慨地論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而美元升值時，眾多擁有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的國家受益，則不主動推動改革。這完全是短視的表現。從長期來說，儲備美元的國家，如果不積極參與到國際貨幣體系變革中，很可能會成為受害者。就像當年英鎊到美元的轉變所表現的那樣。
　　危機導致的歐元、美元、新興市場貨幣的跳躍性升值貶值，給實體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實體經濟的發展不歡迎這樣的國際貨幣體系。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依然是一個需要達成共識的話題。不要等到美國主權債務危機暴露的時候再開始討論。

（作者系本報評論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