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醞釀良久的奧巴馬金融監管改革議案在美國參議院以41張反對票未獲通過。這是一場重新劃定權力與市場邊界的弈局，更是金融監管者與市場參與者“為貓鼠關系抑或共同服務市場關系”的定位角力場。究竟如何詮釋金融改革議案遇挫？
　　不管我們對華爾街持有何種復雜而情緒化的質疑態度，華爾街的貪婪和推波助瀾都不是危機的根因。危機是全球經濟長期失衡的必然，危機前全球過剩儲蓄通過美國雙赤字潮涌而入，配以美聯儲低利率政策，摧肥了美國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風險偏好升水，而投資者、消費者極度風險偏好升水所形成的市場境況成為了華爾街招攬生意，從而把全球失衡的洪流引向擊鼓傳花的資產泡沫掩體之下，釀成禍亂。
　　當然，固本清源地解析危機之根因，并非為華爾街鳴冤叫屈。監管部門抑或金融機構，都承擔著為市場服務之根基性原則，兩者并非貓鼠游戲。遺憾的是，是次奧巴馬政府的金融改革議案不明就里。首先，大而不能倒實為“大而不讓倒”，市場并不存在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靠肢解金融機構防風險傳染，與其是對系統性風險的防范，不如說是監管部門無法把脈風險而手足無措。不僅增加危機處理成本，而且降低了消費者獲取高質量金融服務的便利性。這是權力對市場“生硬而粗暴”的干涉。
　　同樣，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署本為好事，若以保護消費者為名，直接干預市場的風險配置、定價發現等為實，則消費者金融保護署就或將是履行破壞性保護。事實上，促進市場公平、公正、透明交易，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就是對消費者最大的保護。而把消費者金融保護署歸于美聯儲麾下并非最優之選，美聯儲對消費者最大的保護就是高質量的貨幣政策服務性供給。
　　對金融衍生品監管是奧巴馬金融改革議案的亮點。然而，最近SEC對高盛欺詐起訴使我們對此抱有懷疑態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本身是一種市場化的降低交易成本、高效促進市場對風險定價和管理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對其進行監管是立足于促進其健康發展、提高其交易便利性，還是對其進行實時風險監控，決定著監管之質量。市場是最好的風險管控和定價平臺，監管層永遠不可能在變化莫測的市場掌握充分的信息來直接判研風險，并加以管控和防范；相反會降低市場風險管控水平和效率。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品一般都屬場外柜臺交易品種，原因有二：一是很多衍生品屬于專業的小眾群體市場，帶有明顯的個性化、差異化特色，很難短時間內設置成便于場內交易的標準化合約；一是大部分衍生品是金融深化和創新的試驗田和孵化器市場，一般難以用標準化的流程式監管加以規范，其本身就是市場創新與監管跟進無法有效契合的市場。
　　任何風險都是信息的函數，保障市場信息暢通、降低信息流通的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其信息不對稱性，才是有效防范風險的正途。為控制風險而通過立法生硬地為權力進入市場掃清障礙是一種全能政府理念的理性白癡式自負。因此，對成熟的金融衍生品，監管層應積極與金融機構探索便于場內交易的標準化合約，接受合規監管流程之服務；而對暫時難以標準化的衍生品合約，監管的重點是維持其公開、公平和信息透明的監管理念，加強經濟資本約束和金融機構內部約束等防范風險、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