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大多集中在兩點上：第一，是否需要升值以及猜測升值幅度，第二，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利弊。我認為，匯率水平問題在當前并不重要，真正迫切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人民幣貨幣發行體系。一旦建起了這個體系，解決匯率問題就水到渠成了；沒有貨幣發行機制改革，單純討論升值與否或者升值多少，不僅是舍本逐末，而且會為將來的金融體系埋下巨大隱患。
　　說到底，匯率主導權與貨幣發行機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市場經濟體國家，理應先建立一個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目標和財政福利政策的、透明的貨幣發行機制，然后才能由市場去決定在該貨幣發行機制下，該經濟體貨幣兌換其他貨幣的水平。
　　我國目前事實上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幾乎是透明的，人民幣估值和發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因而，中美兩國的貨幣政策和貨幣發行機制幾乎是透明的。我國從1994年到2005年實施的也是透明的貨幣發行政策，企業、投資人和消費者都建立了穩定的預期。這種穩定的預期是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基礎之一。
　　美國的貨幣發行機制當然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美元成為今天事實上的世界貨幣，直接原因并不在于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也不在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的資本市場。一個持有美元資產的投資人，可在美國市場上對沖掉幾乎任何風險。如果持有美國股票，可以做空指數期貨；如果持有石油，可以賣出認購期權；如果持有美國國債，可以賣空美元指數和違約掉期合約。這個交易品種豐富的，流動性充足的，隨時可以對沖各種風險的市場，使得大家敢于持有美元。這種信任，基于美國資本市場的效率，而不是美國財政部的預算紀律。美國唯一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在房地產還是一項不能做空的資產的情況下，就推出了與之相關的多重衍生品交易。在不能做空的市場條件下，我們不能準確給出某資產的合理內在價值，我們也就因此無法知道對其融資的利率。
　　我國要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首先就應推進人民幣貨幣發行機制的改革。否則，整個經濟體的參與者都無法知道人民幣本身的價值所在，也無法對持有人民幣建立一個穩定的預期。我們要建立一個透明的貨幣發行體系，就該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來統籌規劃。
　　首先，《人民銀行法》約束了我國的央行用印鈔票的辦法來填補財政赤字的途徑，使得我國財政政策更具有穩定性，這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做到的成就。但是，也應該看到，央行通過“再貸款”的途徑，為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買單了多次。有人曾經估計過，央行的再貸款余額可能已經達到了10萬億人民幣以上。這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來規范，必須堵住這個制度漏洞。絕對不能讓那些拿著高薪的金融機構高管在公司陷入困境時，用稀釋全體人民財富的辦法來為他們的經營失誤買單。
　　其次，還應建立一個完善的財政稅收制度，理順資源價格，健全勞動保護和社會福利。使得我國的財政收支，資源要素價格都是透明公開的，便于投資人建立穩定的預期，有利于他們建立對人民幣的信心。嚴格執行既定的財政紀律，央行定期公布資產負債表，嚴格執行金融監管，無論國有還是民營，都要防止“太大而不能倒閉”的窘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真正實現“全過程、全對沖”的資本市場，使得各項資產都能夠得到一個合理的人民幣標記的估值，由此能讓商業銀行管理好風險。
　　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人民幣發行機制之后，再推進匯率改革，無非是在兩套裝置之間的切換成本，無論到時候人民幣是貶值還是升值，我們都無需擔心，因為新體系下各機構會自動對沖并提前化解各種風險，我們經濟承受的沖擊是一次性的，而長期的發展是有制度保證的。我現在開著桑塔納，如果讓我去換成一輛新的“捷達柴油王”，沒有任何問題，因為我對這輛柴油車的運行機制完全理解，短暫地熟悉一下性能和儀表盤，就可以開車上高速公路了。但是如果讓我拋棄熟悉的桑塔納，換一輛完全不知道其內部運行機制的車，我對于其內部結構一無所知，而且整天催著我開新車，而且一定要開得比桑塔納快，要提速，而且提速對我有好處，云云。我一定非常危險，不知道在高速公路上會發生什么。
　　在一個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貨幣發行體系下，假設我要投資開發一片土地，銀行給我評估貸款時，就會把現有市場上的交易品種模擬做空，然后以此為貸款利率來要求我，為了獲得貸款推進項目，我就只能在提高住房舒適度和預期售價，降低建設成本，加快工期等方面多努力，才能生存下去。在一個全過程全對沖的資本市場，任何企業要生存下去，就只能依靠科技進步的集約化發展，這恰恰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
　　我呼喚明確的貨幣政策，這是人民幣的信心基礎。這種信心來自于我們大家對于科學發展觀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