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記憶，小時候奔跑玩耍經常摔跤，身旁的父母要是能夠第一時間懲罰桌椅之類的物件，孩子通常會很快破涕為笑，盡管桌椅與摔跤無直接關系，而且疼痛也不會因為懲罰桌椅而減輕。育兒專家不斷提醒，這種教育方式不利孩子心智發育，但自欺欺人的父母還是大有人在。
自欺欺人的不止普通的年輕父母，尊貴的美國政客也是如此，他們在人民幣匯率上所表現出來的無知和幼稚與三歲孩子并無二致。美國政客們總是喜歡將人民幣匯率與美國貿易逆差這兩件毫無關系的兩件事情聯系起來，并且隔著太平洋胸有成竹地喊話：人民幣匯率需要升值。其實，要求人民幣升值跟懲罰桌子椅子是一個道理，能夠滿足的只是心理需要，絲毫無助問題的解決。
道理已經講了千次萬次，但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美國的政客們就是不愿意相信人民幣匯率在美國貿易逆差中的無辜，筆者在這里用美國人自己發現的規律，不厭其煩地再講一次。早在2000年，美國的經濟學教授澳博斯特弗爾德和羅格夫就發現，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是不可持續的，兩人于2004年聯合發表了《重新審視不可持續的美國經濟項目逆差》一文，當時被認為是癡人說夢，如今卻被奉為圭臬。
數據可以說明一切，美國的貿易赤字在2000年就達到了4200億美元，到2004年擴大到了6300億美元，而這兩年中國全部的貿易順差僅有205億美元和687億美元。也就是說，在中國出現大額順差之前，美國的貿易逆差就已經出現了，而且是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不幸的是，中國的貿易順差的擴大恰好與美國經常項目情況持續惡化在時間上重疊，于是美國的政客們像是發現了新大陸(000997,股吧)一樣地驚呼，是中國人搶走了他們的就業機會，并順理成章地開出藥方，讓人民幣匯率升值來解決美國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
我們同情美國工人的不幸遭遇，但人民幣匯率在這個問題上實在是愛莫能助。退一萬步講，即使美國工人下崗是人民幣匯率導致，中國是否調整匯率政策也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因為歸根結底，匯率政策屬于不容干涉的主權問題。在開放的世界當中，像中國這樣規模的經濟體的任何政策變化，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一定影響，但不能因為具有外部性就否定匯率問題的主權屬性。
搞清楚與美國貿易逆差的關系只是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是要回到國內，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弄明白人民幣到底是否需要升值，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利益權衡問題。美國的指責背后有著令人氣憤的強盜邏輯，但我們自己應該明白，不是所有對手擁護的都要反對，關鍵是要理性分析其中的利弊。
目前來看，人民幣升值最大的弊端是可能影響出口企業的生存，進而給就業形勢帶來威脅。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有此擔心不無道理。不過也需要從更為長遠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是要長久地保持出口企業慘淡經營以提供就業，還是壓縮利潤空間促進企業轉型升級提高產品附加值，放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背景下來看，后者是更為明智的選擇。另外，中國的就業形勢可能沒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可以看到，2008年下半年因為出口疲軟而失業的農民工，在2009年全年都有較好的就業機會，最近甚至出現了民工荒，就業形勢轉變的最大的推動力恰恰是來自于內需。
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成為影響貨幣政策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夠通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消除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效率應該會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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