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幾個月的全球經濟走勢、政策調整動向以及國際關系來看，2010年的“決定性意義”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漸進式、參差型的復蘇，實際上是各個經濟體在經濟、政治、國際地位等各方面利益的一次重要重新分配，這種分配的結果將成為決定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世界格局的新起點。
　　對此需要高度清醒的是，此次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可避免地將中國進一步推向了世界經濟舞臺的前排，要求中國承擔更多所謂國際責任和義務的呼聲更加響亮，前一段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利益集團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可能只是這場利益博弈的開端。
　　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中國就會真正做到以我為主，主動、穩步地推進國內改革和開放，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最大限度地減少“加快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這條必行長路上的障礙。

　　漸進經濟復蘇中的利益調整

　　從全球經濟整體情況看，筆者依然認為金融體系風險尚未清除、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泛濫以及主權信用風險威脅，決定了經濟復蘇是一個漸進、曲折的過程，經濟走向在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出現反復的可能性不可低估。
　　由此，國際經濟出現了一種明顯的利益重新分配機制：
　　其一，從美歐來看，由于經濟結構差異、反應時滯及政治一體化落后等多種因素疊加，2010年全球經濟的風險核心可以說已從美國轉至歐洲，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此次危機最大的代價承擔者，其后果是資金流出歐洲，歐元、英鎊中長期貶值趨勢強化。美國和日本的利益分配機制與此類似。
　　其二，從美國和新興市場來看，新興市場的率先復蘇和內需動力吸引了大量的國際資金，致使其貨幣對美元大幅升值或升值預期強化，有力促進了美國對新興市場的出口。正是基于新興市場內需釋放的歷史趨勢，美國也加大了對其出口的力度，如奧巴馬政府的未來5年出口倍增計劃。因此在經濟復蘇時期，國際資金基本上在大宗商品（也包括美國股市）、美國國債和新興市場之間游移，其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主要負面影響在于：一是大宗商品價格過快回升引發的境外成本推動型的通脹風險；二是危機后期的流動性過剩加劇，刺激資產價格持續攀升和泡沫堆積，通脹預期因此強化；三是貨幣升值預期不斷強化，貿易摩擦明顯增多，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壓力加大。

　　全球政策調整的“被協調”

　　從理論上說，危機后全球刺激政策的退出以及經濟調整政策的進入，需要各經濟體之間的主動協調和密切配合，如此，方能緩解政策沖突的負面影響，最大限度地減小對經濟復蘇和調整的震蕩。
　　為了維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國的政策“退出”與“進入”最為值得密切關注。如筆者此前預期，美國近期公布的3月份貨幣政策制定會議的紀要顯示，美國不太可能在今年就輕易啟動加息，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超低利率政策符合美國的整體經濟利益。如前文分析，美國通過低利率政策能夠實現美元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的較穩固的貶值或貶值預期，從而在其消費調整尚未到位的背景下，刺激對新興市場的出口。
　　更進一步看，美國寬松政策退出的步伐要晚于預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希冀通過較低的資金門檻來為經濟結構的優化和潛在經濟增長水平的提升贏取時間，為下一輪的經濟繁榮做好準備。
　　但一個難以避免的后果是，短期內現實的通脹成本被分攤至新興市場經濟體和歐洲。當然，為了保證國家主權債務風險相對可控，美國已通過出售資產、停止流動性注入等方式開始部分“退出”，但以聯邦基金利率調升為首的核心政策“退出”仍有待時日。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這種主觀上的政策“搭便車”策略，在相當程度上導致其他經濟體政策調整上的“被協調”。例如，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迫于境外輸入的通脹推動和資金過剩加劇壓力，已調升利率；而歐洲即便面對美國的超低利率政策可能導致的通脹風險，出于主權債務危機的制約，也無法按其慣常風格提前加息。美國的這種策略選擇還導致全球利益博弈結構的進一步復雜化，加劇了爭端和保護主義，使全球經濟復蘇和結構調整的利益在整體上受損。
　　綜上，筆者認為，在危機后的經濟復蘇時期，美國利益最大化之所以能夠實現，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國經濟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和美元霸權穩定性。這種不可替代性和穩定性，通過路徑依賴效應，致使危機后美國和美元在發達經濟體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不降反升，并可能進一步加劇這種利益分割的不均等性。
　　而其中須高度警戒的一點是，此次危機不僅可能不是美元地位衰落的起點，還可能由于美國在發達經濟體中地位的明顯上升和美國主動的策略安排，待美國經濟進入較穩固復蘇后，美元將實現絕對地位的最終逆轉。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不主動加快區域貨幣合作和相關的制度安排，屆時將面臨諸多方面的更大挑戰。

　　中國策略選擇：以我為主，穩步、主動地加快調整

　　全球經濟復蘇中利益分配不均等化的實質，需要中國加快主動政策調整。尤其在當前中國經濟回暖不斷鞏固、外部需求漸進回升以及內部結構調整業已展開的大背景下，更宜從戰略角度把握好當前與長遠利益的平衡，穩步、扎實地推進前瞻性策略，以期更好實現“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
　　首先，以我為主，穩步、主動地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逐步解除危機期間人民幣實際盯住美元的特殊匯率制度安排。筆者認為，目前宜主要采取以下策略：一是主動適應新興市場地位上升以及我國出口地區多元化的趨勢，完善人民幣匯率參考的籃子，并逐步加大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在籃子中的比重，形成更為完善的官方人民幣有效匯率形成機制；二是在完善籃子的同時，逐步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的波幅限制，引導其向“雙向波動、小幅升值”的軌道運行；三是創造條件，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穩步、主動地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進程；四是推進資本賬戶可兌換進程,加大可控資本的流入和流出，通過加快跨境人民幣金融業務創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以及境內資本市場國際板的設立等措施，來疏通人民幣的流出和回流機制；五是加強監測預警體系建設,提升對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預警能力。
　　其次，在目前大部分投資主體對利率的敏感性仍有待提升且民間投資全面恢復尚待時日的情況下，不宜對加息效果抱以過高的期望。更可行的方法是，在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同時，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和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來強化境內流動性管理。
　　其三，加快理順資源要素價格，以優化投資需求和結構。同時，切實降低民間投資門檻，大力促進中小企業尤其是服務型企業的發展。特別是要將投資從大量產能過剩的制造型領域轉向潛力巨大的服務型領域，從而與增加就業、提高收入以及擴大消費形成良性互動。
　　其四，多管齊下，嚴防資產價格泡沫過快堆積。當前須從需求、供應、交易及管理等諸多環節，通過強化流動性管理、信貸合理供給、利率差別化及稅費、財政體制改革等具體措施，來遏制資產價格過快上漲。
　　最后，無論是經濟結構調整還是轉變發展方式，歸根結底都需要制度創新和機制改革作為依托。只有加快制度創新和機制改革，中國才能在此輪全球格局調整過程中抓住機遇，實現利益的最大優化。

（作者系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與所在機構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