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應該由經濟基本面決定，而非國民經濟中的幾個行業決定。然而，一旦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行業會造成相當的影響。但這種致命影響其實不是幣值造成的，而是出口行業的附加值過低造成的。
　　這將造成兩個結果。第一，中國出口行業幾乎無法靠品牌經營，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地磚行業。中國幾千家中小地磚生產企業為國際市場提供了幾千種品牌的產品，且價格低廉，與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樣在中國生產的地磚價格相差幾倍。同樣的例子也存在于服裝、鞋帽等企業。中國剛剛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而德國的例子告訴我們，一個人口僅為中國幾十分之一的國家，在以波動率很高的歐元計價時，仍然可以保證其市場地位和份額，其秘訣絕不是低價競爭，而是高附加值。同樣，日元在1986年大幅升值之后也沒有對日本企業造成致命沖擊，相反，家電、汽車等一些主要行業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卻逐年上升。
　　第二，附加值低和過度依賴加工貿易，也導致了中國出口行業的殘酷競爭。微觀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企業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是無法取得任何利潤的，因為任何一家企業都沒有定價權。中國許多出口行業的情況也是如此。在紡織行業，10%的擁有相對高新技術的企業拿走了全行業90%的利潤，剩下的90%企業則在盈利與虧損的邊緣游走。原因出在90%的企業規模有限，沒有定價權。與像沃爾瑪特這樣巨大的采購商做貿易時，只能接受價格，而不能與其議價。
　　在人民幣升值壓力日漸增大的背景下，應改變企業的經營思路，不斷促進企業進行規模效應整合，提高研發創新能力，促進產品升級換代。這里所說的產業規模整合，并非指扼殺競爭，出現如同美國洛克菲勒家族消除競爭的壟斷積聚，而是指企業參與更加細分的分工，提升效益。在這一點上，亞當·斯密已作出了經典的注釋：在產業不斷細分的過程中，勞動生產率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日本的“經連體系（Keiretsu System）”也許就是東方社會解決惡性競爭，同時拒絕學西方產業的過度壟斷的一種最佳方式。這個體系是由一些龍頭公司牽頭，里面包含融資機構、供應商和制造商，其成員持有成員團體的股份，并且相互貸款，并從事聯合的投資。這樣的一個互相合作的體系，能在短期內保證企業的快速成長。由于通過經連體系減少了過度競爭，其也有利于企業形成在某個行業的集中和規模優勢。在競爭日益增加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的背景下，這樣的體系能夠幫助企業獲得相對較高的國際議價能力。
　　我們所希望見到的新產業結構，不僅能夠保證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不至于落敗，也能夠促進其在由于本幣升值造成的成本上升過程中，取得相對可觀的收益。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新產業結構也能夠有效幫助企業提升自身在產業鏈中的地位。在筆者看來，中國企業可通過建立“經連體系”聯合來取得更好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