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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銀監會正陸續推出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措施，尤其是劉明康主席發話敦促銀行向消費者和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相信這對今年銀行貸款投向有指導作用。事實上，銀監會近年來已有多項舉措來推進，包括允許設立村鎮銀行、推動銀行成立中小企業融資部門，但中小企業融資依然困難。
有數據為證。據銀監會統計，我國2009年上半年新增7.37萬億貸款中，大型企業得到47%，中小型企業得到53%。按說這個比例已不低，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似乎已解決，但我國中小型企業的劃分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劃分不同，根據2003年發布的《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職工人數2000人以下、或銷售額3億元以下、或資產在4億元以下都稱為中小企業。實際上我國的中型企業在國外都被視作大企業，國外的小企業才相當于我們說的中小企業。我國銀行給中小企業貸款中，規模大的企業得到大多數貸款，比如上半年新增貸款中，小企業占53%，其中中型企業得到了44%，小企業僅得到9%。
行政推動要真正有效果，須有適當的利益驅動機制。銀行作為市場主體，尤其是國有銀行股份制運作以后，都有合理的利潤和市場目標，在既存市場條件下，如果銀行貸款給國有企業更符合成本收益原則，則適當放棄中小企業和消費信貸就是理性選擇，即使這種理性選擇會造成薩繆爾森所稱
“合成的謬誤”：即銀行減少對中小企業貸款造成中小企業經營困難，進而造成國民經濟結構性的失衡。因此，中小企業融資難也是一種“市場失靈”，雖然這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看起來，解決問題的方式主要靠改變市場條件和博弈規則。當市場環境改變了，銀行主體決策依據就會變化，就會導致他們主動發放更多的消費貸款和中小企業貸款。
比如要推動銀行扭轉“壘大戶”、追求名優大企業的傳統，首先一條是必須降低銀行準入門檻，建立大中小多層次的銀行市場結構。當前我國主要還是大銀行的結構，大企業和國有企業不光是五大商業銀行的追求，也是招商、民生、浦發等中小股份制銀行的追求，甚至城市商業銀行也是在本地本市范圍優先為地方國企和大企業服務。只有放開準入門檻，營造競爭環境，這些“大銀行”才會有動力去開拓小企業和消費貸款的新“藍海”。如果“大銀行”靠追求“大企業”就能“吃得好”、“吃得飽”，指望他們放下身段去服務小企業，就只能是美好的幻想，即使領導喊話也只能起一時之效。
放開對銀行貸款的利率管制，同樣是改變博弈規則的舉措。只有給予銀行以資金定價權，讓銀行根據企業的風險狀況對貸款確定合適的利率，銀行才可以真正放手去給中小企業貸款。一般來說，中小企業財務賬目不規范，經營自由度大而穩定性差，市場信用不健全，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中小企業獲得貸款的能力。有人因此呼吁中小企業要做到財務規范、提高信用度，這雖然有益但卻徒勞無功。可以說，財務不規范、信用不健全是中小企業尤其是微小企業的本質屬性，是怎么呼吁也難以根本改善的，這在全世界都一樣。只有放開銀行利率定價權，讓微觀主體自行定價、充分互動，才會解決問題。而我國的現實是，銀行存貸款利率都是受管制的，無法根據貸款對象的風險確定利率獲得補償，也就沒有動力去開拓中小企業貸款和消費信貸的“藍海”。
政府部門對中小企業貸款給予適當的補償，也是重要機制。比如建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給中小企業貸款適當的利息補償等等，就是推動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的有效激勵。對此，國務院去年9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當年安排中央財政預算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專項資金規模有95億元。但對于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補償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地方政府，只有各地政府像中央財政一樣劃撥一塊資金，把中小企業融資補償機制建立起來，這個機制才會真正發揮作用。然而現實的困難是，各地方政府事權和財權不匹配，不但資金緊缺導致無錢建立這種補償機制，而且地方財政普遍存在的“重建設”、“輕民生”的現狀，也很難使地方政府花大力氣來重視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畢竟修馬路、建廣場看起來更有“政績”。
因此，中小企業融資難，反映了市場結構、金融管制、地方財政乃至政績思想等深層次問題。這些，并非銀監會一家就能協調解決好，也不是短時間就能扭轉的。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要取得實效，我們要做的事還很多。
（作者系國家開發銀行政策研究室高級經濟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