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的問題，不是誰說有就有，誰說沒有就沒有的問題，而是有沒有一個進退有據的度的問題。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度，不要說一個扁平化的統計數據說明不得了問題，就是爭論一萬年也爭不出結果來。
　　其實，至少到目前為止，爭論的焦點已不是有什么典型現象的事實還不清楚，或者還需要有什么統計數據來給以更充分的比較和佐證的問題，而是即使對于同樣的事實，同樣的數據，不同人由于所持主張不同，得出的判斷必然也還是大相徑庭的。在這里，經濟學家需要證明的是自己的觀點，而對于國民經濟來說，需要尋找的則不僅是走出當前經濟危機的救市良策，更是在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選擇上代表大多數人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在國企需要改革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在國有經濟布局上卻幾經反復，至今還不能說找到了很好的感覺。在國民經濟備受金融危機考驗的緊急關頭，如果沒有國家的4萬億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如果沒有作為“共和國長子”的廣大國企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我國的國民經濟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更不可能取得這么出人意料的成果。國有資產的增長提升了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地位，雖然并不意味著對“國進民退”的簡單肯定，但在一定程度上何嘗不是對“國退民進”的報復性反彈？
　　過去幾年，不少地方風行一時的“國退民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企業資產的不正常轉移也完全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規則，非但不可能起到促進非公有經濟成長的示范作用，反而對資源和收入分配的正常市場秩序造成了負面影響。這樣的“一刀切”顯然是不可取的。
　　對于一個正在走向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來說，國企和民企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有進有退或互有進退，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需要，體現的是市場的意志，不應該有什么門戶之見，更不應該動不動就搞運動，翻燒餅。
　　中國不是不需要國有企業，用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的話來說，搞好國企是一個難題，也是對人類的貢獻。國企的適度發展只要不擠占民企的生存空間，不僅有利于保障就業，維護社會穩定，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促進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也并不矛盾。但國有經濟布局也需要有一個適度的比例，如進退無度，則問題多多。
　　在資源分配過多掌握在政府手里的情況下，向國企尤其是大型國企的過度傾斜，也許很容易就造成壟斷型國企的強大。但是，這種不靠市場而靠政策的風氣越滋長，不僅是說明了改革的不徹底，也容易造成市場資源的浪費和社會分配的不公，對民企的生存空間也形成不同程度的擠壓。
　　由于國有資產所有權代表人缺位依然還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難題，長期依賴各級政府代表國家意志管理和處置國有資產，不僅容易導致將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當作政績工程的短期行為，也為“權力+資本”的互動式腐敗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特別是在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和推行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過程中，如果不解決好國有資產要不要掌握控股權以及誰來代表國有資產的問題，那么，誰也說不定國有資產所有權會不會化為私有資本的囊中物，就像過去我們所曾經見識過的那些MBO或 “國退民進”那樣。在某種意義上，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不僅為國企改革出了一個難題，也使得某些貌似高歌猛進的“國進民退”無形之中隱含著一些令人不安的詭異意味。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要求我們繼續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戰略性調整。理論上應該沒有一成不變的“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也沒有水火不容的“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但是，在實踐中，無論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都不僅需要有一定的分工和邊界，也需要有適當的度。國有經濟究竟在哪些領域不僅不能退還要進，而在哪些領域則非但不能進反而要逐步地退出，進究竟進到何種水平，退又退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大而化之，沒有一定之規。胸中無數，往往容易發生問題。
　　不過，孰進孰退的衡量標準主要不在于經濟成分的姓甚名誰，也不在于比例的大小，而在于是否符合經濟發展的方向，是否有利于維護國家的利益和人民大眾的利益。在這里，前者充其量不過是一時一事的權宜之計，后者才是進退有度和進退得體的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