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在不少方面，區域發展失衡可以說已到了十分嚴重程度，中國內地省份經濟和城市化發展中普遍面臨的工業化不足問題就是其典型表現。
　　雖然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已普遍被視為現代經濟成長的必然趨勢，但對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經濟可持續發展只能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之上。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現代服務業只能建立在現代制造業的基礎之上。其次是因為現代制造業能為更多有文化的勞動者創造就業機會，從而使經濟增長成果得到更為廣泛、公平的分配，不至于如同印度等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外向型服務業那樣只能為一小撮“精英”創造與西方“接軌”的收入，而不能澤及大眾。經濟增長的成果得到更為廣泛、公平的分配，又有利于國內市場的擴張，從而為經濟增長創造更為持久的支持。正因為如此，與服務業占GDP比重較高的印度等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以工業化為標志的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實績要炫目許多。同樣，正因為即使現代服務業也只能建立在現代制造業基礎之上，盡管單個規模不大的城市可以將旅游之類服務業作為主導產業（且不提旅游之類服務業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一系列負面效果），但就一片足夠廣大的區域而言，整個區域可持續的城市化，只能以工業化為基礎。
  　工業化是國民經濟和城市化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就整個國家而言，我國早已躍居工業國行列，1966年第二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比重；由于第二、三產業受政治動蕩影響較大而導致1967年至1969年三年第二產業比重再度低于第一產業，從1970年開始，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過了第一產業。 近10余年來，中國制造業更贏得了“世界工廠”的聲譽。然而，前30年的工業化布局相對均衡，但近30年中國工業化成果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廣大內地省份仍然面臨工業化不足的困擾。
　　我所說的“工業化不足”，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即一個省級行政區人均GDP及GDP構成中工業占比兩項指標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之所以要如此定義，是因為一個地區假如兼具人均GDP高、工業占比低兩項特征，通常是因為其工業化早已完成或超越，步入現代服務業主導階段。根據筆者計算，按照這兩項標準衡量，2008年有14個省區處于工業化不足狀態，工業化不足在主要工業品產量上暴露得淋漓盡致。以湖南為例，主要大宗工業品產量多數不足全國總產量的1%，產量較高省區市產量往往是湖南的30倍以上：
　　2008年，湖南布產量為4.4億米，僅占全國總產量的0.6%，位居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第十五名，產量最高的山東省布產量131.8億米，為湖南的30.0倍；家用電冰箱產量37.0萬臺，占全國總產量0.8%，位居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第十三位，產量最高的安徽省（1130.5萬臺）為湖南的30.6倍；汽車7.57萬輛，占全國總產量（934.55萬輛）的0.81%；程控交換機7000線，占全國總產量（4584.0萬線）的0.015%，產量最高的廣東省（1967.5萬線）為湖南的2811倍；移動通信手持機6000部，占全國總產量（55964.0萬部）的0.001%，產量最高的北京市（20707.6萬部）為湖南的34513倍……
　　區域發展失衡不僅隱藏著潛在的經濟安全問題，而且已給我國經濟和社會帶來了眾多顯著負面后果。由于就業機會過度集中于東部沿海、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年一度的春運由此成為我國交通部門的夢魘。整個社會由此付出的福利代價雖然無形，卻更為驚人。由于眾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不得不涌向少數大城市、特大城市尋找合適就業機會，導致這些城市住房問題極為突出，相應也就造成了《蝸居》熱播，《蟻族》暢銷……在這種情況下，采取措施緩解區域發展失衡不僅是解燃眉之急，也是為我國鞏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我們已經制定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等發展戰略，近年中西部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已經連續數年高于東部沿海，我們需要持之以恒地落實，以及因應現實不斷充實完善。
　　近30年來，在開放經濟體系下，中國沿海地區工業化路徑的基本特點是依靠低成本優勢實行出口導向，在出口中又是外資企業、加工貿易主導。這條傳統工業化路徑取得的成就堪稱卓越，以至于國際上有人聲稱，中國書寫了全球化時代最大的成功故事，國內外均不乏人認為，中美兩國是19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的最大受益者，其他國家都程度不等地邊緣化了。在這個過程中，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不考慮技術、管理和市場意識等輸入的正面影響，僅就1978—2008年間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而言，該項比值最高于1990年達到50.4%；1997年44.4%；1989年44.0%；1987年26.2%；2000年24.1%；2007年19.7%；2006年19.3%，2008年9.2%。 惟其如此，盡管我們要努力推動沿海產業向內地轉移，但先天因素和后危機時代的新形勢決定了中國內地省份已經不可能成功全盤復制沿海傳統工業化路徑。中國要推動本國工業化進程繼續向縱深發展，內地省份要擺脫工業化不足問題的困擾，都需要開辟新的工業化路徑。除環保等已得到較多討論的特點之外，這條新路徑的主要特征如下：
　　更依靠內需發展，依托巨大且快速膨脹的國內市場實現與國際市場的相互促進，在開放環境中取得市場主動權；依靠更可持續的因素構建吸引投資與產業發展的基礎，而不是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的所謂“優勢”；從而謀求更高效益，擺脫“貧困化增長”困擾。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