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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總書記日前在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做了重要講話，強調必須毫不動搖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斷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使我國發展質量越來越高、發展空間越來越大、發展道路越走越寬。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偉大成就。然而，我國的經濟增長從增長機制的層面來看，是粗放投入式的；從增長路徑的層面來看，又是外延型和邊際遞減的。
這種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為標志的增長，只是在低水平基礎上不斷簡單重復，使我國企業失去前進動力，長期停留在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隨著時間推移，相應的弊端不斷浮現，如對國內外資源無止境的索求，對歐美出口市場的嚴重依賴，對生態環境的肆意破壞；隨著時間推移，城鄉不平衡、區域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矛盾也日益顯現。最令人疑惑的莫過于，在中國經濟增長亮麗光環的背后，隱藏著的卻是東南沿海農民工收入多年零增長的事實。
在多數人心目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無非是擴大內需、產業升級換代、加快自主創新、發展現代服務業，以及走節能減排和低碳經濟之路，等等。這些具體內容當然非常重要，是我國邁向現代化經濟強國的必由之路。然而，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理解若僅止于此，本質上并未超出“唯GDP論”的局限。因為即便是對未來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產出、高質量、高效益”為標志的新發展模式而言，衡量標準仍然是純經濟學意義上的GDP增長率或投入-產出比，并未與居民福利水平直接掛鉤。換言之，這并沒有讓我們走出發展目標的迷思——經濟發展到底是為了什么？
我們注意到，在胡總書記的這次講話中，盡管談的是發展方式轉變，卻多次提到了“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字眼。
如果說，在全球經濟風云動蕩的2009年，為維護社會穩定，“保民生”成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除“保增長”之外最突出的一個政策訴求，這容易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危機陰霾已然消散的情況下，改善民生何以仍為中央領導所高度關注呢？這或許表明了我國經濟發展思路的一種深刻變化，即發展不再是以GDP作為唯一追求目標，而是思索如何讓群眾也能分享到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成果。顯然，關注民生已經不再是應對經濟危機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執政理念切切實實的升華。
這種轉變并不讓人覺得意外。因為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科學發展觀”聯系在一起，本身就蘊涵著這種深刻寓意。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通過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具體措施，讓群眾“得實惠”，無疑正是以人為本理念最樸素和最直接的表達。但更重要的是對收入分配結構進行制度性優化，不斷縮小社會收入差距。
事實上，這也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群眾能不能從改革和經濟發展中分享紅利、獲得實惠，將決定他們將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并擁護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與經濟學“激勵相容理論”的內涵是一致的。
說到底，無論是改革還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都是一個利益的再分配過程。吳敬璉先生曾說過，1960年代后期前蘇聯便已提出了轉變增長方式，但直到蘇聯解體，增長方式始終沒有轉變過來。原因很簡單，在轉變發展方式的過程中，總有一些落后生產力或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改變現狀，甚至要千方百計阻撓這一進程。因此，要想讓轉變發展方式不成為一句空話，就要先贏得多數人的支持和監督。
(作者系宏觀經濟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