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口驅動型經濟在過去的一年里遭遇嚴峻挑戰。出口這駕馬車暫時停止發力，投資仍是經濟增長的最有力支撐力量。但是，大國崛起不可能永遠依靠投資，投資驅動型經濟亟待轉型。啟動國內消費，方能促經濟發展方式之轉變。要突破當今國內市場的消費僵局，治本之道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莫屬。格局調整難矣！非一日之功；非一方力量能左右。而減稅促消費，立竿見影，尤以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收為甚。
　　據透露，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制訂包括個稅、部分商品消費稅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方案，稅收調整意愿強烈。此時以減稅來推動國內消費，當其時也。
　　減稅直接影響政府財政收入。任何國家減稅時都會三思而后行。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不過7％，政府對個人所得稅減稅的承受力較強。個稅減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收入多了，消費自然會上升。
　　個稅減稅空間較大。未來應結合綜合所得稅制改革，綜合考慮養老、住房、醫療、教育、家庭等因素進行減稅。當前，個人所得稅減稅應從兩方面著手：
　　一是提高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減除標準（免征額）。隨著公共事業改革的推進，資源能源稅收和價格改革步伐的加快，代表著生活成本費用的免征額有進一步提高的必要。提高免征額將直接增加收入相對較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既是改善民生之舉，又有促進消費之效。一些地方，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個稅收入可能會因此大幅度下滑，因而這些地方可能不支持減稅。這屬于政府內部財力分配格局的問題，通過進一步完善分稅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二是調整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稅率結構，降低稅率。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應改為三級超額累進稅率，擴大5％低稅率適用收入范圍，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如將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定為30％，這將大幅度提高中高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這似與收入分配目標相悖。實際上，國際稅收競爭可能導致高稅率形同虛設。周邊國家（地區）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低于中國大陸地區，大量個稅稅源流失，更是凸顯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下調的必要性。當前中國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賦予個稅，特別是工資薪金所得所對應的個稅過多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反而可能起到逆向調節的作用。中高收入階層在消費總額中所占比例較大，減稅促消費的效果更佳。
　　消費減稅政策，將直接促進消費。過去一年中，住房、汽車等消費減稅政策就是很好的例證。住房消費所涉及的營業稅、契稅等減稅措施，在住房市場尚屬于賣方市場的今天，既促進了住房消費，還繁榮了樓市，改善了居民住房條件。2009年小排量車的車輛購置稅減半征收，大大拉動了汽車消費，中國汽車產銷量均創歷史新高。
　　消費減稅政策的選擇需要謹慎。稅收并非萬能。認識到稅收政策局限性，才能更好地發揮稅收政策的積極作用。為此，消費減稅政策尚需進一步完善。為促進消費，2010年延續了小排量車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但減稅力度下降。這是因為好政策也有政策效力遞減的問題。2009年小排量車臨時性減稅政策，促使一些潛在購車者提前消費。2010年再實行同樣力度的優惠政策，效果自然要打折。
　　車購稅減稅政策力度下降不會太多地影響汽車消費。中國已進入汽車時代,促進汽車消費的最有效辦法還是降低汽車售價。國內中高檔汽車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市場，有的甚至超出一倍，汽車廠商降價空間巨大。只要價格大幅度下降，中高檔汽車消費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當然，未來的車購稅仍有很大的下調空間。車購稅是一種專門用途稅，收入用于公路建設和維護。如今，中國公路建設已取得輝煌成就，且分攤成本的汽車越來越多，車購稅稅率從長遠來看應大幅度下調。
　　減稅也是促進奢侈品消費的有效做法。有人提議開征奢侈品稅，以改善收入分配。顧名思義，奢侈品稅是對奢侈品消費所課征的一種稅。在現實中，它一般表現為選擇性消費稅。例如，目前我國對高檔手表征收20％的消費稅，就帶有奢侈品稅的性質。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在初次分配，應從初次分配入手進行綜合治理。
　　課征奢侈品稅從表面上看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因為只有富人才消費得起奢侈品。但是，面對開放的世界，中國已不能再用封閉經濟的眼光來選擇稅制。國際稅收競爭決定了一國稅制選擇必須兼顧其他國家（地區）的稅制。一些國家（地區）對奢侈品征稅少，免稅店更是無相關稅收，其結果是，國內不少奢侈品價格高于境外，富人選擇境外購物，不僅稅收流失，而且連本作為內需的奢侈品消費也不復存在，內需轉變成為其他國家（地區）的外需。于是，預先設計的課征奢侈品稅政策目標不僅無法實現，且不利于內需擴大，這與我國促進消費的目標是相悖的。如果國家再加征奢侈品稅，只會導致國內奢侈品市場的進一步萎縮，消費擴大將遙遙無期。
　　如果全國性的消費稅減稅政策尚不能馬上推行，那么以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為契機，在海南先行先試,也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