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日兩國GDP增長率在2009年的巨大差異，中日兩國經濟地位在不久的將來將發生換位，引發了日本國內輿論的陣陣焦慮情緒。日本《產經新聞》在1月3日的社論中就說：“1968年，日本超過當時的西德，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40多年后，日本從這個寶座上掉落下來，而且伴隨著少子化帶來的人口逐漸減少，日本今后不可能再次出現高速經濟增長。”《朝日新聞》在1月1日的社論則稱：“中國將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由美國、中國、大歐洲主導的地球新格局已經形成，日本的位置在何處？”《讀賣新聞》在題為“2010年領袖們的夢”的報道中也寫道：“中國的GDP預料將在這一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這很有可能成為G2時代開幕的預備鈴。”同時，該報在1月3日的社論中則激光器為尖銳地提出疑問：“日本經濟站在十字路口，是繼續衰退，還是轉入平穩發展？”
    日本媒體對于中日兩國經濟地位角色互換的焦慮情緒，除了與日本國民傳統的憂患意識、中國崛起對日本國民心理造成沖擊有關外，更為主要的，其實應該是日本對大國地位喪失的焦慮與憂心。而這種大國地位的喪失，顯然，不僅僅只是經濟大國地位，更為重要的是，日本所迫切希望得到的政治大國地位。在中國崛起，對東亞經濟影響力愈發強勁的現實面前，對于日本實踐“政治大國化”路線，無疑將造成巨大的沖擊。
    在日本國內政治生態日趨保守化的情況之下，日本更為迫切地希望實現日本的“政治大國化”。對于日本而言，將此戰略目標實踐化的重要保證，就是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尤為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政治大國化”路線的提出，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在取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的背景之下產生的。因此，可以說，日本推行“大國化”的政治目標就是基于其經濟強國的地位而進行。
    但是現在，日本的經濟影響力，卻面臨著來自中國經濟崛起所帶來的巨大挑戰。面對中國經濟的強大崛起，面對中國經濟對東亞地區，尤其是對日本此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的東南亞（東盟）地區的經濟影響力的擴張，日本實踐政治大國化的目標，將面臨更多難題。在上世紀70~90年代，日本主導的東亞“雁行模式”，曾經很好地引領了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得日本在東亞，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迅速提升，有利于日本借“東亞經濟一體化”概念來實踐其“政治大國化”目標。然而現在，隨著中日兩國經濟地位的換位，中日兩國在此地區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會發生易位和調整，勢必將影響日本的目標實踐。因此，日本現在所表現出來的“大國”焦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實，對于日本“大國”焦慮的情緒，日本政府早有認識。對于中日兩國經濟地位互換，也是早晚都將面對的事情。因此，在鳩山政府誕生不久之時，鳩山首相隨即推出“東亞共同體”概念，其用意正在于此。日本政府希望可以借助“東亞共同體”或是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模式，來化解中國地位崛起所帶來的對日本經濟地位所造成的沖擊，進而保證日本有能力繼續實踐其“政治大國化”路線。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則加緊加強與亞洲主要國家在經貿上的聯系，試圖借助日本當下依然強大的經濟力量，加速實現其目標。我們可以看到，鳩山首相自執政以來，已經加強了與東南亞（東盟）國家、俄羅斯、印度等國在經貿上的來往。
    去年11月，日本與東盟湄公河區域國家在東京達成《東京宣言》。日本方面承諾在3年內向東南亞湄公河流域5國提供5000億日圓（約55億美元）貸款和贈款，并深化與這些國家的關系。去年12月，鳩山首相對印度進行訪問，提戰略伙伴關系，以促進經貿合作。在訪問期間，鳩山首相表示，日本和印度經貿關系加強將使全世界受益。而印度辛格總理則說：“兩國經貿關系是雙邊關系的‘基石’”。
    更加值得指出的是，在去年新加坡的APEC會議舉行期間，鳩山首相會晤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時，則明確表示將加強與俄羅斯在經濟上的合作，尤其是在開發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上。在此會晤期間，鳩山首相并沒有將兩國經濟合作與日俄間領土爭議掛鉤，沒有堅持日本過去的“政經不分離”原則。由此看出，日本為了實現加強與俄羅斯的經貿合作關系的目標，在領土問題上作出了相較以往在某種程度上的讓步。其欲借此而加快日本實踐其政治大國化路線的迫切心情，也就可見一斑了。
    事實上，日本鳩山政府在日美同盟關系調整兩國關系“對等化”的步伐加快，也可以視為其為加速實踐日本政治大國化目標而進行的。
    總而言之，鳩山首相的外交是為日本政治大國化鋪路的；在面臨著經濟強國地位受到挑戰的當下，在日本國內“大國”焦慮情緒日益蔓延的現實情況下，日本政治大國化路線的實施，將有被提速進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