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外貿形式的逐步趨穩以及外匯儲備上升速度的再次加快，國際市場對于人民幣匯率的關注程度重新上升，不少分析報告開始對人民幣升值的時間和幅度進行競猜，其情形十分類似于2005年前后的市場分析格局。不過，從趨勢看，不應把當前的市場格局與2005年前后做簡單類比。

　　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降低有其合理性

　　分析人民幣匯率走勢，需要把危機時期的匯率波動趨勢和宏觀經濟正常化時期的匯率波動趨勢分開，危機時期的匯率趨勢往往圍繞經濟復蘇的大主題。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增長對外需依賴十分嚴重、而在金融危機時期外需受到的沖擊又十分顯著的國家來說，高度重視匯率及其對外需的影響是具有內在合理性的。值得關注的是，匯率的波動對于中國的出口企業的影響相當顯著，這主要是因為，對于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的一個中間環節——中國內地的加工貿易企業來說，匯率的波動產生的影響十分有限，但是對于中國本土的一般貿易企業，匯率的輕微波動卻可能直接產生相當大的沖擊，乃至可能產生生存的壓力，而這些本土企業才是對中國經濟產生直接影響的企業群體之一。
　　在危機時期，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的降低在促進中國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帶動了亞洲部分國家、特別是一些資源國的經濟復蘇，所形成的順差和新增的外匯儲備仍在繼續增加持有美國國債，又支持了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復蘇，因而對于全球來說是有積極價值的。
　　當然，維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也提出了一些宏觀經濟的新難題，例如如何應對資產泡沫的問題，以及如何通過匯率波動來贏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抑制可能出現的輸入型通脹壓力、促進內需擴張等課題。

　　貿易順差僅僅依靠人民幣升值難以消除

　　從政策導向看，實際上中國一直在積極采取措施促進貿易和國際收支的平衡。例如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幣恢復浮動以及伴隨的一次性升值，試圖平衡此前在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上所累積的貿易盈余。但是實際情況卻表明，因為全球經濟所出現的結構性變化，中國的貿易盈余在2005年之后還呈現出迅速上升的趨勢。從更大的背景上可以說，這種貿易順差的積累更多體現的是全球產業鏈的轉移趨勢。
　　從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國家出現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時，都不可能完全靠匯率升值來平衡掉，就如同美國出現大量的貿易逆差等狀況，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元的貶值來解決一樣。匯率的大幅波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反而可能會對實體經濟形成多方面的沖擊。
　　從當前中國的具體狀況看，因為中國特定的城市化發展階段以及加工貿易占據重要地位的貿易結構，注定中國必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會有貿易的盈余，同時中國經濟的率先復蘇也必然會吸引外資的流入，這種格局所形成的雙順差是結構性的，很難僅僅依靠匯率升值來解決，而要調節這種國際收支的不平衡，除了一定程度的小幅升值之外，主要應該是依靠中國經濟的內部改革和結構調整。

　　匯率爭論凸顯加速結構調整迫切性

　　關于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討論再起，與其說體現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壓力，還不如說，在更大程度上，體現的是中國經濟加速內部改革和結構調整的現實迫切性。
　　首先，要素資源價格的扭曲實際上放大了匯率升值的壓力。中國低估的本土資源價格使得中國的出口優勢被放大，同時也使得企業更依靠廉價資源進行出口，增大了對資源的消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快要素和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是促使匯率更為合理、國際收支平衡以及資源配置更為合理的關鍵因素之一。
　　其次，非對稱的外匯管制措施放大了外匯的供給進而放大了升值的壓力。因為當前的外匯管理體制基本上還是在外匯短缺時期形成的，因而內在的是強調增大外匯的供給而抑制外匯的需求，在當前外匯已經相當充裕的今天，這種不對稱的外匯管制客觀上放大了升值的壓力，因此，調整外匯管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內部改革、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內容，特別是要給企業和居民以及金融機構更大的外匯運用權，避免過分將外匯集中到政府手中而形成運用的更大難度。
　　與此相伴隨的一個新課題是，從危機中的國際貨幣體系及其缺陷可以清晰看到，人民幣在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和國際化是必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客觀上要逐步推進結售匯意愿，同時逐步放松人民幣在匯兌和交易環節的不同限制。
　　第三，從整個經濟結構的角度看，擴大內需、減少過分依賴外需，同時優化利用外資和出口產品的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科技含量，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降低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就必然會面對結構調整。
　　全球化的新格局和中國的新地位決定了經濟結構調整的迫切性與以前的匯率爭論中的觀點格局不同的是，以前更多的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強調人民幣匯率應當升值，而在此次危機中可以看到，一些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對人民幣匯率和貿易順差更為敏感。
　　客觀地說，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所支持的國際收支格局，總體上對美國等發達國家也是有利的，這既包括中國出口中本身就包含了相當比例的外資企業、中國經濟的復蘇所支持的需求增長對國際市場發揮了積極的帶動作用，同時中國外匯儲備增加的對美債的購買也支持了美國經濟的復蘇。而對一些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經濟危機時期，對于人民幣匯率及其貿易順差可能更為敏感，這其中既有誤解的成分，也可能蘊含了中國需要加快結構調整、轉換增長方式的現實動力。
　　具體來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兩頭在外”的外需主導型增長方式，在中國經濟總量相對較小、參與國際經濟產業轉移的區域還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等局部地區時，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可能還有限。但是，這種增長格局實際上是形成于亞洲四小龍等小的經濟體的發展路徑，這些小的經濟體采取這種幾乎完全依賴國際市場的增長格局，在客觀上因為其經濟總量相對較小而大致可行。
　　但是中國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歷此次危機之后國際影響力的上升，特別是具有標志意義的是中國的GDP會很快超過日本，那么，如果中國繼續推行這種來自于小經濟體的增長格局，就可能會對全球不少的新興經濟體產生深遠的影響。從全球化的新格局以及中國所處的新地位、發展的新階段來說，轉換這種增長格局的現實性顯得尤其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