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轉股”， 非但不是中國所持美國國債的避險與增值出路，反而很可能使我國面臨更大損失，進而陷入另一種困境。面臨巨額外匯儲備，中國要做的，還是致力于調整經濟增長結構，適時購進戰略物資，堅持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逐步緩解中美結構性矛盾，并謀求建立具體可行的補償機制，以保證我國投資美國國債的安全，使持有美國國債成為中美關系的“穩定器”。
　　在穆迪公司對美、英國債評級發出面臨向下調整的風險的警告之后，增持美國國債的風險越來越大。而有關美國國債的消化方式的熱議也隨之重又熱了起來。其實，早在今年6月，國內已有“債轉股”的動議，并將之視作化解美國國債危機的良策。近期，這項建議得到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熱烈響應，并愿意由旗下的“總統基金”具體實施，使得這一事件引起國內外各方矚目。不過，筆者認為，盡管繼續增持美國國債未必符合我國的切身利益，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對存量美國國債進行“債轉股”，或者說，“債轉股”絕非中國所持美國國債的避險與增值出路。
　　首先，自《2007年外國投資和國家安全法》開始，美國投資保護主義勢頭大盛。起初，外資機構并購美國公司股權時，并購股權比例超過10%，需提交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而在新規制定中，外國投資美國敏感資產如果涉及“控制權變更”， 不管股份比例多少，該委員會便可啟動國家安全調查，從而給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預留“過多的解釋空間”和“過大的權限”。因此，即便“債轉股”，我們恐怕也只能讓美國牽著鼻子走，投資一些無科技含量、無發展前景、不具優勢的產業，會有“雙贏”么？
　　其次，“債轉股”本身就存在著不可忽略的巨大風險。避開美國對外國入駐投資準入的高門檻不談，與債權尚有約定的收益保障不同，股權既沒有到期日，收益亦無保障。如果入股公司破產清償，中國不但無利可獲，更將從債權人變成債務人，承擔連帶責任；即便日后美國股市上漲，中國政府被準許出售股票收回美元，巨量股票拋售引起的股市大跌，不僅可能令中國政府成為眾矢之的，大跌后的股票更有可能使中國政府血本無歸，反而使美國免除償債義務，坐收漁利。因此，在金融危機與美元貶值的雙重擠壓下，中國應該做的，應是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所持美國國債提供擔保，保障中國債權的受償額度，切不可主動放棄對債務的要求權。
　　此外，外匯儲備投資方向始終應基于安全性和流動性的考慮，投資美國國債，實因并未找到更安全、更適宜外儲投資的品種。若中美“債轉股”，將直接指向我國美元外匯儲備的安全性與流動性，從而使外匯儲備既不能對沖資本全球化的風險，也不能用來購買我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各種資源，這對中國的長期發展極其不利。
　　我國購買并持有美國國債，并不是因為國債是最好的保值手段，而是為了保持相當的安全性與流動性，為了保出口，保經濟增長。而巨額的貿易順差，也是源于美國對高科技產品出口的限制。可見，高額外匯儲備與美國國債主要源于中美結構性矛盾。如果此時顧左右而言其他，一味“債轉股”，只能使中國陷入另一種困境。因此，面臨巨額外匯儲備，我們還應致力于調整中國經濟增長結構，適時購進戰略物資，堅持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逐步緩解中美結構性矛盾，并要求建立一個具體可行的補償機制以保證我國投資美國國債的安全，使持有美國國債成為中美關系的“穩定器”。
　　其一，舊國債的解套不應操之過急。急劇減持美國國債并不是中國的最佳選擇，在經濟上唇齒相依的中美兩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損俱損。從這一層面來看，我國所持有的巨額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券非但不能輕動，在必要的時候，還需要對其施以援手，促使全球經濟早日走出衰退的泥潭，從而也為自身爭取更好的外部發展環境。所以，我國外匯儲備在存量上變動的空間不大，僅能在增量和結構上稍作調整，如減少外匯儲備增速，基于風險考慮增短債減長債、將美元儲備轉換成歐元、日元與英鎊等外幣資產。
　　其二，擴大內需仍是我國緩解中美結構矛盾的發力點。長期以來，我國消費、投資和出口的結構關系極不平衡，這也是造成我國大量外匯儲備的原因之一。無論從控制高額外匯儲備來看，抑或從調整中國經濟增長結構而言，刺激內需對于我國都至關重要。對此，收入分配機制、社會保障體系等多方面的配合，居民相對收入的提高、消費環境的建設、農村消費市場的開發與完善都應成為長期擴大消費的著力點。
　　其三，緩解外匯儲備規模過大的境況，還應逐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鼓勵人民幣流出，既能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又可減少中國對美元等其他國際儲備貨幣的需求，從而有助于緩解高額外匯儲備額的壓力。筆者以為，當前應著力完善金融體系，提高監管水平，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以穩定的宏觀環境和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人民幣作為走向國際化的堅強后盾，逐步為人民幣國際化鋪平道路。
　　此外，在保證一定規模的維護我國經濟安全和對外貿易需要的外匯儲備外，其余外匯儲備可以考慮更多地用于戰略物資，如石油、礦產等的進口，從而將巨額的外匯儲備轉化為戰略儲備，支持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