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輕重緩急的角度看，人民幣匯率實在算不上是當前經濟問題的核心，甚至都算不上最重要的幾個問題之一。然而，最近發生的兩件事，卻再次引發了人們對人民幣匯率的高度關注：一是國際熱錢大量涌入香港資本市場，有人說是沖著人民幣升值預期來的，并由此引發了對熱錢進入內地資本市場的憂慮；二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歐美國家再次“老生常談”，紛紛要求人民幣升值，有人擔心這會讓本就受到沖擊的中國出口業雪上加霜。
　　我倒覺得，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也不是一次兩次了，坦然面對絕無大礙。況且，升不升值，不是那些人所能擅自決定得了的。再說，這都不是問題的關鍵，即使把匯率問題放在顯著位置，問題的核心也不是所謂的“人民幣升值問題”，而是匯率制度改革的問題。
　　人們之所以對本幣升值這樣敏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次經濟（或者是金融）危機都于本幣幣值變動有關。距離我們最近，也是最深刻的兩次教訓，分別是“逼迫”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前者引發了日本經濟“逝去的十年”，后者則將“亞洲經濟四小龍”一刀屠盡。這不能不讓國人聯想：如果人民幣升值，會不會使中國經濟同樣遭到重創呢？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尚未完全結束的情況下。
　　實際上，仔細回顧上述兩次危機的根本動因，本幣幣值的變動并不是災難的根源，只是導火索罷了，直接原因都出在了匯率制度上。以日本為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的大飛躍，根本動力來自外貿推動。選擇這種模式的經濟體幾乎有個固定的匯率制度模式，就是盯住國際主導貨幣，人為低估本幣幣值，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減少進口，增加出口。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美國政府出于政治需要，向日本施壓，要求日元升值。從后來的結果看，那時日本的正確選擇應該是逐步改變匯率制度，放開與美元的掛鉤關系，逐步實現由市場來決定匯率。而日本的做法確是繼續與美元掛鉤，只不過，匯率重新制定而已。
　　這樣做的后果是：由于日本沒能實施經濟模式轉型，本幣幣值高企下的經濟發展動力逐漸喪失，反倒是積極的貨幣政策維持著與國內需求不相適應的過剩產能，到頭來，市場并不認為日元還值那么多錢，于是紛紛拋售因本幣升值而增值的各種資產，昔日的金山轉瞬成了泡沫。此時，日本的另一項匯率制度則在這場泡沫破裂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是結售匯制度（盡管形式上可能存在差異，但實質上是一種由本國中央銀行承擔匯率風險的結售匯制度）。結售匯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市場有權利以央行公布的匯率，將市場認為價值被高估的貨幣拋售給央行。到了90年代初，當初因日元升值而涌入日本的國際熱錢，以日本人自己規定的較高價格將日元出售給日本央行，換回了潛在價值更高的美元，幾乎所有的日元資產全部暴跌。
　　與日本相仿，80年代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振興也是靠出口推動的，這些國家所實行的也是盯住式匯率制度。到了90年代中期，這些國家的快速發展陷入了瓶頸，與日本相反的是，由于缺乏新的經濟發展動力，東南亞國家實體經濟的實際價值并不支持被認為固定的較高的本幣估值，客觀上要求這些國家的本幣下調幣值，但僵化的匯率制度沒能及時滿足市場的要求，索羅斯趁勢介入，改變了一切。
　　當初量子基金所看中的，恰恰就是東南亞國家本幣貶值的市場需求。事后，輿論普遍指責索羅斯，認為沒有他就不會發生那場金融危機。理性地說，這樣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即便沒有索羅斯，也會有A羅斯、B羅斯去這樣做，因為這不是某個人的投機行為所致，而是錯誤的匯率制度給了某些人投機的機會。
　　當初無論是日本還是東南亞國家，如能盡早地改變僵化的匯率制度，讓市場來決定匯率，這一場場災難還能發生嗎？盡管歷史不可以假設，但從邏輯角度看，我還是相信不會，或不至于那樣嚴重。
　　今天，為維持經濟發展動力，我們也在實施盯住加結售匯的匯率制度。每遇人民幣升值壓力時，人們往往在“升”還是“不升”上做文章，而忽視了匯率制度改革的重要意義。以中國經濟的實際價值為參照，人民幣當前的價值也許被低估，但究竟該怎么變，依靠某些人的測算是不可靠的。如果我們堅定不移信奉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不管我們愿不愿意接受這樣的事實，都必須改革匯率制度。為了把經濟發展到更高水平，我們別無選擇。
　　當然，改革匯率制度是需要契機的，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契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擺砣試驗中，在距離均衡位置越近的地方放手，擺砣的波動幅度越小，擺動也越穩定。盡管現在大家都預期人民幣要升值，但是，在風起云涌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充滿爭議的哥本哈根碳排放框架的客觀壓力之下，這種預期的幅度是打了折扣的。或者說，拋開政治因素，當前實體經濟與人民幣實際價值差距，有可能比兩年前要小許多。

（作者系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