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再“老調重彈”，無論中國最終能否變被動為主動，代價都很大。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還需完善自身，提高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實力，保持經濟穩定持續增長。主要盯住單一美元的策略，難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需要加強匯率的彈性，提高匯率的靈活性，適當提高歐元等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權重，切實做到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
　　奧巴馬訪華前夕，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保護卻不斷升級，兩國的貿易摩擦也不斷加劇。與此同時，在針對中國出口的各種反傾銷、反補貼浪潮的推動之下，人民幣升值話題再度被推上風口浪尖，使中國面臨兩難抉擇：在經濟增長基礎尚未穩固的情況下貿然升值，必將對我國剛剛回暖的出口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延緩經濟復蘇的步伐；對升值輿論不做任何回應，又可能給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貼上合理的標簽。
　　因此，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既不能一味消極回避，也不能重蹈日本“廣場協定”之覆轍。筆者以為，結合當前實際，保持匯率穩定，在轉變自身經濟結構的同時改善對外貿易環境，是避免人民幣匯率成為“眾矢之的”的根本途徑。
　　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幾乎又重歸盯住美元的單一路線，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價水平完全被動地追隨美元對該貨幣的匯率亦步亦趨。而美國受制于收入增長放緩，財富水平下降等情況，個人消費進一步萎靡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經濟增長亦因此缺少穩固支撐。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個人儲蓄率已由2007年末 0.4%躥升至2009年5月的6.9%。如果消費模式由此大變，那么衰退的深度和持續時間都將大幅度超出預期。加之信貸緊縮的跨界傳染以及行業信用水平的普遍下降，以汽車等行業為代表的工業產值收縮速度進一步加快，這對美國經濟的復蘇更可謂“雪上加霜”。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動美國經濟有兩個選擇，其一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發展新能源，其二是實施弱勢美元政策。但是，盡管新能源革命具有極高的推動力，其研發、推廣與應用所需周期很長，無法作為美國的應急之舉。相比之下，利用弱勢美元政策不僅能勾銷本國債務，而且能夠提升本國產品出口的競爭力，提振本國制造業，解決就業危機和削減巨大的貿易赤字。因此，對美國而言，其施行的弱勢美元政策有很強的政治和經濟目的。
　　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美元對歐元等貨幣的持續貶值也就間接導致了人民幣對歐元的不斷貶值。加之近期中國出口在海外市場的份額持續上升，這無疑給歐美國家提供了重新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的理由，以期通過本幣貶值或者逼迫人民幣升值來提高本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擴大貿易順差或者減少貿易赤字，帶動本國經濟增長。
　　拋開人民幣確實被明顯低估的證據不足不談，人民幣升值無論是對中國自身，還是對世界經濟的復蘇都是不利的。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狀況。不僅如此，中國經濟剛剛回暖，仍然較為脆弱，如果西方發達國家忽略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的作用，迫使中國拉高人民幣匯率，一旦中國經濟陷入低谷，西方國家相關企業勢必遭受重大損失。所以，企圖通過人民幣升值來解決問題，既損人又不利己。
　　但是，主要盯住單一美元的策略，難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如此番美元走弱，人民幣相對歐元貶值便招致來自歐美國家的強大壓力。為避免此類事件發生，還應重視加強匯率的彈性，適當提高歐元等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權重，切實做到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與此同時，匯率的靈活性亦須提高。
　　長久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再“老調重彈”，無論中國最終能否變被動為主動，代價都是很大的。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還需完善自身，提高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實力，保持經濟穩定持續增長。
　　首先，擴大內需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畢竟內需才是今后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力。短期內，投資拉動對內需的擴大作用較為明顯，但政府投資還是占據了絕大部分，后危機時代更應關注民間投資的進入；長期來看，擴大消費才是保證社會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為此，還需要收入分配機制、社會保障體系等多方面的配合，通過提高居民相對收入，解決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幾大問題，解除人們的后顧之憂，使已有的消費需求得到有效釋放。
　　其次，出口退稅制度亟須調整。去年8月至今，我國相繼7次調高出口退稅率，使得出口退稅成為重要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工具而備受矚目。但是以歐美為代表的主要進口市場需求疲軟，試圖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來保出口恐怕事倍功半。因此，此輪出口退稅率的調整目標，應主要放在調節產業結構上，通過對不同產業退稅率的區別對待傳達政策意圖，逐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再次，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制度建設。據WTO統計，我國已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三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我國已成為國際貿易爭端中最大的受害國。歷年來，我國多注重通過單一外交談判來解決貿易爭端，忽略相關法律制定的重要性，談判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因此，要解決貿易摩擦，還需加強對國際經貿規則的研究，善于運用法律規則來解決貿易摩擦，維護國家和企業的權益。
　　此外，堅持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我國外匯儲備多年來不斷攀升，這不但使宏觀調控難度加大，還可能使中外摩擦進一步升級。而人民幣國際化能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中減少匯率風險，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并獲得國際鑄幣稅收入，加之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美元走弱，更為我國提供了一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向前邁進的機遇。當前，我國需下功夫完善金融體系，提高監管水平，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以穩定的宏觀環境和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堅強后盾。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