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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觀經濟逐步恢復增長之際，如何促進內需增長，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改變目前相對畸形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提高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
筆者以為，在改革所涉及的各個領域中，個人所得稅稅收政策變化應當是改變初次收入分配調節機制非常重要的一環。一直以來，我國采用的是分類所得的稅制方式，對于工薪、勞務報酬、資本利得等分科目分別核定收入額和所得稅率進行征收。這種征收方式的好處在于其計算簡便，在核定單項收入總額及其扣除基數方面不存在太大的難度，減輕了稅務機關的工作量，但其弊端也很明顯，就是無法考量不同地區、不同家庭結構在必要生活支出上的不同，從而導致在高低收入階層收入來源結構存在明顯不同的情況下，稅收政策無法做到事實上的公平對待。例如，高收入階層來源于資本所得的收入在個人總收入中的占比極高，但相對適用稅率偏低且可以通過各種手段規避。對工薪收入的稅收征收無法考慮居民的家庭總收入和支出情況，極易形成部分雙方收入水平相差較大的家庭適用所得稅率偏高的現象，對所有城市劃定同一稅收扣除基礎也未能考慮到城市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
通過改變個人所得稅制，依據家庭的總收入情況和必要支出負擔綜合核定扣除基礎和適用的邊際所得稅率，將會有效的改變目前高收入階層個稅稅率偏低而中低收入階層個稅稅率偏高的事實現象，能夠在個稅收入總量不出現大的變化的情況下對居民的初次收入分配進行有效的調節，從而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事實稅收負擔，增加普通居民收入，進而達到有效刺激居民消費的目的，對于調整和改變經濟結構構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系東航金融注冊金融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