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體報道稱，中國將有可能超越日本成為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框架下的第二大“投票國”。那么，這種形式的“中國地位”提高會對后危機時代的中國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值得我們冷靜下來好好估量。
　　眾所周知，特別提款權(SDR)是為了彌補IMF成員國靠本國的外匯儲備無法抗衡外部的投機沖擊這一缺陷，而在1969年由IMF推動形成的國際儲備資產。也就是說，某一個成員國內部發生了危機，威脅到本國的貨幣價值，于是，作為成員國，就可以根據自己所擁有的特別提款權，來向其他貨幣堅挺的國家借貸它們的外匯資產，來購買自己遭遇拋售的本國貨幣，以此保衛自己的貨幣價值和投資者對本國經濟的信心。
　　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發達國家的匯率制度變成了浮動匯率制度。另外它們可以通過金融體系強大的信用基礎作擔保，實現國際資本的流入的不會間斷。甚至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對外開放，外資的流入程度增大，再加上和與發達國家建立起來的經濟金融合作關系，所以，各國對SDR的需求也就越來越淡漠了。
　　今天，人們重新開始關注SDR這個“老古董”制度，我想，理由在于以下幾點：
　　首先，特別提款權的資金保證是成員國根據自己國家經濟增長的能力，將自己外匯儲備資產拿出來共同形成一個“資金池”，而且，這個“資金池”的幣種不是單一美元，而是包括英鎊、歐元和日元等國際硬通貨。相對來講，這個資金池的“資產組合”價值不是由美元這一個主權國家貨幣的走勢決定。所以，即使美元危機，誰手里如果是SDR外匯資產，那么它將來換取某一個硬通貨的能力就要比由單一美元構成的SDR強得多。
　　其次，雖然美國在“資金池”使用上有一票否決權，但是它畢竟是集體意見的統一，只要有幾個國家呼應上來，投票權越靠前的國家就越能夠在資金的使用上和管理上有很大的主導權，這也是像中國、俄羅斯這樣美元擁有的“大國”喜歡SDR的價值體系的原因之一。
　　第三，即使美國和歐洲國家今天在危機面前繼續硬撐著臉面來維持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但也已經力不從心。如果市場也開始對他們產生懷疑，比如，石油美元國家和商品美元國家開始拋售美元或歐元的話，那么這會加深發達國家的危機程度。如果現在有一個相對穩定的資產作為保值的渠道讓這些國家來持有，比如讓IMF發行以SDR價值為定價基礎的債券，這樣，這些國家出于外匯儲備價值的穩定，不在市場上拋售美元，而和IMF進行置換，那么，IMF將這些積累起來的美元資產去支持遭受貨幣沖擊的國家，就不會引起美元貨幣體系或歐元貨幣體系的動蕩。這也是美國和歐洲今天支持中國和俄羅斯提高他們特別提款權的原因。
　　但是，我們千萬要提醒自己：今天中國提高了自己在世界上的話語權，但隨之而來的對國際事務的義務也被推到了最前面，而我們自身今天還處于發展階段，無法“打腫臉充胖子”，不能無視自己經濟發展的基礎進行過度“外援”，這不利于我們在國際舞臺上爭取持久的主動權；但如果我們太強調自己的利益，大國威脅論的帽子就會無中生有地套在我們頭上。因此，我們在IMF框架下所爭取到的主導權，就是站在廣大新興市場國家的立場上來維護大家辛辛苦苦所創造的外匯儲備的價值。在對外SDR支援的同時，要爭取相對等的權利。在將來，則通過加強SDR與人民幣聯系的機制，來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在國際舞臺上的威信，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打下堅實的網絡基礎。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