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傳來不甚和諧的聲音：西方七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再次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由此，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相對沉寂之后，人民幣匯率問題再次被推上了國際金融領域的風口浪尖。
　　早在2002年，西方國家就打響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第一槍。當時，以日本財政大臣和《讀賣新聞》為首，強烈譴責中國蓄意操縱匯率，向世界低價傾銷出口商品，是全球通貨緊縮之罪魁禍首，要求“西方七國”集團通過決議，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繼日本之后，美國高官、金融巨頭、主流媒體立即跟進，歐盟也在一邊搖旗吶喊，一時之間，人民幣突然成了眾矢之的，人民幣匯率也在一夜之間仿佛成了世界各國面臨的一切問題的罪惡根源。然而，人民幣幾年的緩慢升值并沒有能夠滿足西方國家的欲望，雖然在過去的一年多當中，面對國際金融危機，西方國家由于需要中國的配合而暫時收斂了要求人民幣繼續升值的動作，但在全球經濟剛剛出現好轉跡象之時，西方國家馬上恢復了過去的頤指氣使之態，又一次祭出了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大旗。
　　筆者認為，無論從理論與實踐的角度分析，還是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衡量，人民幣都絕不能繼續升值，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才是最佳選擇。
　　眾所周知，貨幣的價值分為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前者通過國內物價來表現，后者則反映在貨幣的匯率上。金融學原理告訴我們，在貨幣兩種價值的關系上，起決定作用的是對內價值，它是貨幣對外價值的基礎。換言之，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對外價值，而不是相反。從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4年多的情況看，國內物價呈明顯的上升趨勢，2005—2008年中國CPI分別上漲1.8%、1.5%、4.8%、5.9%，四年累計共上漲14%。雖然自今年2月份以后，CPI連續7個月下降，但一方面這種下降是在前幾年物價上漲過快基礎上的下降，并不意味著人民幣長期對內價值的上升，另一方面，在今年信貸大規模擴張的背景下，全年的CPI還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特別是隨著經濟的回暖，國內CPI在不遠的將來必然會恢復正增長。因此總體上和長期來看，人民幣的對內價值仍會呈下降態勢。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繼續升值顯然缺乏足夠的理論依據。
　　從實踐上看，人民幣幾年來的持續升值已經給我國經濟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如前所述，2005年匯率改革以后的幾年中，由于國內物價持續上漲，人民幣對內已經大幅貶值。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人民幣對外價值卻逆勢不斷升值，至今已累計升值將近18%。這兩方面的夾擊對我國外向型中小企業產生了嚴重影響，是造成這些企業困難的重要原因。鑒于這種現實，筆者認為，為了保證我國中小企業的穩定發展，人民幣匯率必須保持相對穩定，絕不能走繼續升值之路。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危機的影響尚未消除的背景下，更應該通過保持人民幣對外價值的穩定來為企業構建一個良好的外部匯率環境。況且，在紙幣流通條件下，長期而言，任何國家的物價都呈現為上升趨勢，我國也不例外，因此，即使人民幣的名義匯率保持穩定，其實際匯率也會變相升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名義匯率再繼續升值，只能進一步加劇我國外向型企業的困難。
　　西方世界之所以總是將人民幣匯率作為攻擊的靶子，無疑是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再次逼迫人民幣升值，一方面是為了轉移國際視線，推托其在全球金融危機形成、發展以及應對危機方面應承擔的責任，另一方面則是想以此迫使中國為金融危機埋單。至于“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及其與“全球經濟失衡”的聯系，不過是西方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而轉嫁責任的借口。所幸的是，一些有良知的經濟學家已經為此發出了公正的聲音。據報載，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邁倫·斯科爾斯不久前應邀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發表演講時就表示，人民幣匯率水平要依照中國立場而定，而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立場，因為這一問題關系中國利益；中國“不應為金融危機埋單”。這一忠告應當也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教授謝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