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防止生豬價格過度下跌，近日，商務部會同財政部、發改委啟動了國產凍豬肉的收儲工作。商務部表示，收儲工作可發揮“蓄水池”作用，有利于穩定生豬生產，保護養殖戶利益，促進生豬及豬肉市場穩定發展。（6月14日《新京報》）
兩年左右的時間，豬價及肉價從暴漲到暴跌完成了一次價格輪回。眼下豬價暴跌固然有經濟大環境的因素，但正如眾多專家所言，主要原因還是在于供過于求，亦如兩年前豬價暴漲主要緣于供小于求。價格暴漲與暴跌往往是一前一后的因果關系，因此，無論消費者還是養殖戶都不愿意看到肉價大起大落——眼下暴跌的行情固然有利于消費者，但就像很多人所擔心的那樣：說不定一兩年后肉價又將暴漲，又有很多低收入者吃不起豬肉。
此時的豬價暴跌，不僅讓人想起兩年前的豬價暴漲，還讓人想起當時有關部委和地方政府出臺的一系列調控措施：加息、補貼生豬養殖、補貼能繁母豬養殖，目的無非是鼓勵生豬生產，擴大供給，平抑肉價。調控政策的初衷當然值得肯定，但情急之下，有關方面似乎忽視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市場所暗藏的風險，這種風險就是，政府即使是出于好意而“刺激”市場，也會在客觀上干擾市場的內在規律和秩序，讓豬價及肉價偏離正常的運行軌道而出現大漲大跌。
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當市場供小于求之時，市場末端的豬肉供應短缺、價格上漲，會迅速傳遞至生豬養殖環節，再傳遞至母豬養殖環節。由于養豬行業市場化充分，進入門檻非常低，在有大利可圖的情況下，政府即使不給補貼，人們養豬的積極性已經很高；如果政府此時出臺刺激措施，人們養豬的積極性過于旺盛，必然導致母豬和生豬養殖非正常過快增長，并必然導致將來豬價及肉價暴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眼下豬價暴跌的“禍根”，早在兩年前就已埋下。
實際上，當年有很多專家學者一再強調上述“常識”，預言未來豬價暴跌，并對有關方面的調控政策提出了質疑。比如“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先生曾在2007年7月26日《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豬肉供需問題，市場機制是可以調節的，政府不要太多操心。市場大起大落往往就是政府操心操出來的。”遺憾的是，在從上到下一片補貼養豬的熱潮中，這些有識之士的聲音顯得那樣微弱，筆者一位身為經濟學博士的朋友，也因為質疑政府的補貼措施而挨批，原因是彼時的質疑“不合時宜”。
即使彼時的質疑“不合時宜”，那么當豬價暴跌的預言不幸成為現實，此時回頭反思當年的調控措施，就應該是“正當其時”的。當豬肉價格一直在暴漲暴跌的怪圈里上下折騰，我們必須對相關政策予以反思，審視其是否有失當之處，以期汲取教訓，引以為戒，并將其轉化為政府駕馭市場的能力。這種反思乃至政策上的調整，遠比拿儲備肉來被動應付有意義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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