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8月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以來，“中國會從危機中率先復蘇”的論調就一直在國內乃至國際輿論中不絕于耳。對此，我此前向來是比較悲觀的。然而，近來出現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信號卻使我們重新看到了希望。
繼“家電下鄉”和“摩托車、汽車下鄉”以后，近來中央政府將消費補貼政策的重心逐漸擴展到了城市。國家先是出臺總額為70億元的“汽車、家電以舊換新”計劃，后又公布“節能空調惠民工程”。這些政策的著力點在于通過一定百分比(總體大致在10%左右)的政府財政補貼，來帶動這些中國具有顯著競爭力的優勢產業的市場消費。一個明顯變化是，新的以城市為重心的消費補貼計劃不再附帶多少“扶貧”目的，而是更多地與促進節能環保聯系在一起，5月底推出通過補貼方式加大節能空調推廣力度的計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更加值得稱道的是中央政府補貼的方式——它一般是通過對實現了銷售的企業進行間接補貼而非對購買者進行直接補貼來落實的，這就將政府的行政調節手段與市場的自發競爭力量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反觀過去大半年來，一些地方政府采用的“消費券”補貼方式，不管其發放計劃安排得多么“科學”和“精明”，只要是向一部分民眾免費發放，就一定會使相當比例的消費券沉淀在那些既無相關消費意愿，又缺乏消費能力的“非潛在消費者”那里——“免費”意味著將“市場”排除在外。這不僅會使消費券的功能大打折扣，還會引發許多意想不到的社會問題，如各地已經出現過的無序哄搶、黑市轉讓、兌用困難等。面向廠商的間接補貼不是免費午餐，這杯羹只有通過激烈的銷售戰才能搶食到，政府的財政補貼非但沒有排斥市場，反而催化了企業間的市場競爭——表面看起來得到補貼的是企業，實則絕大部分補貼卻流向了那些兼具消費意愿和購買力的消費者。而且由于這種方式的補貼并沒有排除消費者的選擇權，所以對那些經營效率低下的企業不僅很難得到任何好處，反而會因優勢競爭同行獲得額外市場份額而加速它們的淘汰，這對推升整個產業的進步大有裨益。
我認為，這就是市場一直熱切期盼的所謂“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這是一個化整為零的巧妙安排，今后應該不再會有投資導向的新刺激計劃了。當然，這種政策轉向并不穩固。向來對國內消費缺乏信心的政府實施這種新型刺激計劃的決心，取決于它能否取得快速而顯著的效果。對此，我持短期樂觀、長期謹慎的立場。
我們看到，列入第一批消費補貼名單的是家電和汽車兩個行業，它們分別是中國眼下最有競爭力的成熟市場和發展最迅猛的新興市場的代表。選擇這兩個產業作為新刺激計劃的突破口，是十分有利的：中國城市家庭家電普及化是與房地產市場的形成緊密關聯的，它的全面完成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10多年后的今天，差不多正好是許多家庭的第一代家電(其典型代表是空調)使用壽命到期、需要更新升級的高峰期；而汽車進入中國城市家庭，當前恰好是第一次高峰，數據顯示，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由此可以樂觀地判斷，第一批中央財政支出的大約100億元補貼應該能夠實現、甚至超額實現1比10的直接目標，即拉動1000億元以上的家電、汽車消費市場，而它對電子、鋼材等相關產業所能產生的杠桿效應則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不過，下一步或許就不那么簡單明了和樂觀可期了。家電和汽車之后該輪到誰？畢竟僅僅一兩個市場的興旺是遠不足以拖動龐大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這艘巨輪的，況且將本質上屬于全體納稅人的財政收入用于補貼一兩個產業——— 哪怕它們最有利于撬動整體經濟———
也多少有悖于財政的公共性和公正性。特別是，當類似的消費補貼計劃拓展到那些市場不成熟、競爭不充分、改革不徹底的領域———
例如國有企業依靠行政權力把持壟斷地位的資源性市場或產權概念模糊的國有事業單位占主導地位的教育、醫療和文化市場等，問題就會非常復雜。而隨著中央財政成功的示范效應將地方財政對消費補貼的熱情也帶動起來以后，問題就會更加復雜———
歧視性的所有制保護和與鄰為壑的地方保護一定會猛烈抬頭，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消費補貼計劃對經濟的實際拉動作用，嚴重的甚至會保護落后、保護污染，進而使以拉動消費、推進產業結構轉變為導向的整個“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陷于破產或不了了之的窘境。
(作者系媒體從業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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