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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在許多方面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難得的機遇，某些國家的反危機對策加大了我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推進對外資產多元化的緊迫性，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投入越來越大的力量吸引中國投資，我國商務部也正式頒布了主旨為簡化海外投資審批程序、促進海外投資發展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此前數年局部試驗的基礎上，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前公布《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堪稱正當其時。
通觀《規定》全稿，放寬管制的基調相當鮮明，這種放寬既表現在外匯資金來源和運用上，也表現在管理程序上。以投資所需外匯資金來源為例，從最初規定只能使用自有外匯資金對外投資，到2005年全面推廣可以使用外匯貸款和人民幣購匯對外投資，再到這次出臺的《規定》第四條明確宣布“境內機構可以使用自有外匯資金、國內外匯貸款、人民幣購匯或實物、無形資產及經外匯局核準的其他外匯資產來源進行境外直接投資。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所得利潤也可留存境外用于其境外直接投資”，企業對外投資資本來源大大拓寬。
又以境外投資收入留存境外為例。以前的規定要求強制在一定期限內全部匯回境內，這樣的規定固然有防范我國陷入投機性資本外逃之效，但副作用是大大限制了境外投資企業運營的靈活性。此次《規定》第十八條雖然仍然強調“資本項下外匯收入均應調回境內”，但開了“除經外匯局批準外”的口子。對境外投資企業經營的便利性可想而知。
在外匯管理程序方面，與以前的事前審批相比，此次《規定》第四條規定“外匯局對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實行事后登記”，也可給對外投資企業減少許多麻煩。
在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中國在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調整問題上選擇了瞻前顧后的審慎做法。管理部門沒有片面激進地追求外匯管理自由化，而是對其潛在風險作出了防范安排。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固然有機會，但也存在潛在風險，早年的“于志安事件”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而由于此前管理不完善，缺乏相關文件作為證據，以至于某些對外投資讓我們拿不出足夠多的證實我們對這些資產最終管轄權的證據，當年的仰融就是利用這一點，在海外起訴遼寧省政府和有關當事人，意圖侵吞華晨集團。在筆者2004年所作《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引起反響之后，近幾年來，我國發布的一系列海外投資、海外上市等領域的法規都注意了保留證明我國最終管轄權的文件，這次的規定也不例外。《規定》第十八條雖然對資金暫時留存海外開了一個“除經外匯局批準外”的口子，但第九條要求在諸如此類情況發生之日起60天內辦理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登記、變更或備案手續，實際上就是堵塞漏洞之舉。
盡管如此，《規定》中仍然存在一些可能引起疑慮的地方。如第十一條規定，“境內機構可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和其他相關規定，向境外直接投資企業提供商業貸款或融資性對外擔保”；固然跨國企業為了規避匯率風險而高度重視在東道國市場融資，我國海外投資企業缺乏信用記錄，要在東道國融資需要境內母公司或金融機構擔保，此舉有其積極意義；但準許融資性對外擔保也可能造成我國外債增長失控的風險。那么對這種潛在風險，我們還需要在本項《規定》或其它法規中加以約束防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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