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報道令人印象深刻，講述的是一群遠赴海外打工的窮國勞工，他們付出了不菲的代價非法到達歐洲，希望能夠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在“掙錢與特赦”兩大目標還遠未完成的時候，他們就不幸被金融危機波及，黯然被遣送回國。

　　就個案來講的確是不幸的事件，但報道中的“黑工”這一群體在道德與法律之間存在著評判的落差。打擊“非法移民”工作的確存在因社會壓力而出現執法力度變化的可能，但若僅僅從“保護主義”的角度批評這種驅逐勞工行為是很膚淺的。
　　另一個相關的例子，一個從事勞務輸出經紀工作的朋友卻正在為一件事情發愁。去年到現在，他已經在家賦閑很久，一直無法湊足足夠的人赴外國打工。對于金融危機，在他的理解里無非是所在國提高勞務輸入的門檻。
　　但是現在的情況令他措手不及，當國內的意向出國者聽聞漲價的消息之后大多顯示出猶豫不決的表情。時間過去半年之久，他的１５人的團隊還未成型，對方國家的各種關節早已打通，擋在他前面的卻是國內意向出國者的不足。這個趨勢他其實早已有所察覺，近幾年來經紀費用的不斷下調顯示著外出打工的吸引力正在漸漸下降。
　　對于打工者來說，這并非不可理解，出國打工所掙得的收入除去出國經紀費用和所在國的稅收并非能夠比國內高出許多。以那位經紀朋友常來常往的國家為例，一個普通勞工從事正常工作所能獲得的月薪合人民幣每月５０００元左右，而每年需要繳納的針對外國勞工的特別人頭稅就高達人民幣７６００元。除去日常生活之用，并不比國內能夠掙得更多，還要負擔不菲的出國經紀費用。金融危機下漸漸強烈的民族情緒無疑促使了異鄉的中國勞工主動回國。
　　與我們傳統理解的保護主義所致不同，勞工回流并非完全是因為當地的保護主義政策。按照人口學中“邊緣—核心”理論分析框架，人口存在從邊緣國家向核心國家遷移的趨勢，推動這一進程的便是國家之間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
　　曾經的中國可能是邊緣國家的代表，出國對于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還有著莫名的吸引力，但現在這一趨勢正在改變。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海歸回國，他們并不是抱著“放棄國外高薪工作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理想。國內優厚的條件在吸引著他們的同時，對來自中國之外的國際人才同樣充滿魅力。
　　我們這樣規模的國家從“邊緣到核心”的變化是人類歷史上罕有的，而這種勞動力的回流同樣沒有先例可循。一個不那么恰當的例子就是戰后經濟復蘇的日本，大量在各個時期從日本遷入拉美國家的移民在一個時段大規模的回國，原因正是經濟地位的變化。
　　我們并不否認愈演愈烈的保護主義的確使得大量中國赴外勞工失去工作被迫回國，但同樣不可否認出國務工正在從一個追求理想生活的行為，變為一件日漸平庸的工作抉擇。可以預見，出國經紀費用和偷渡行為必將同比例下降，而中國也將從一個勞務輸出國變為一個勞務輸入國家。同理，現在的勞工回國潮，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因素和理性選擇作用，而不是保護主義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