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G20峰會臨近,各國政府和領導人紛紛提出國際經濟秩序調整以及金融體制改革等問題的方案、觀點,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27日在英國《泰晤士報》上發表文章稱（英文原文）,中國愿意為擴充IMF資金庫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據3月30日《第一財經日報》）。

　　細細區分全球大討論的各類聲音就可以發現,窮國與富國的聲音已經體現出差異。最廣泛也最直接的是,發展中國家所提建議往往直指危機成因,希望“畢其功于一役”,一次性解決美元霸權、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以及重構世界經濟秩序等核心問題;歐美等發達國家則避實就虛,堅稱中心國家貨幣、經濟仍然強勁,認為探討在流動性恢復之后如何強化國際監管才是當務之急。
　　筆者以為,具體到如何解決現今世界所面臨的問題,似乎并不適用我國“取法乎上得乎中”的古訓。原理上,一再提高要求更適于自我激勵,而不適合合作博弈范疇。
　　實際上,相比于徹底革新國際金融體系,貿易、投資領域的變革要求更宜優先于金融領域。
　　國際金融體系的問題和漏洞雖歷經多次修補,存在矛盾、爆發問題有必然性,但顛覆現行體系的成本可能過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機構作為構成國際金融體系的實體化模塊,組織架構形成和控制權流變具有歷史背景邏輯,“突變”難度遠大于漸變;另一方面,西方世界支持國際金融組織的力度仍強、后勁仍在,最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危機以來,參與國際組織籌資活動力度明顯強化。因此,從務實角度看,危機確實為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機遇。但大力度參與的機會可能稍縱即逝。支持、介入、參與這些組織的方式可以探討,但唯有深入才談得上施加影響。
　　其次,世界經濟舊秩序與其說是一種生產、分工的鏈條次序,不如說是一套根據比較優勢搭建的制度體系或曰秩序。這其中,金融僅僅是秩序中的一部分,而絕非全部。退一步看,即使西方世界的金融體系面臨暫時困難,但實體經濟的生產技術仍有優勢,研發、生產的效率仍顯著領先于發展中國家。同時,這種領先優勢并非依靠虛擬經濟領域的周期波動、泡沫破碎可以縮小。因此,次貸危機到金融危機再到經濟危機,與其說是全面危機不如說是此前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矛盾的新現象。
　　因此,從上述兩點出發,利用、善用危機機遇,應首重務實。提升中國的國家實力、影響力,不能只期待國際金融領域的變革。
　　現時,呼吁發達國家降低貿易壁壘、開放投資領域,在節能、環保等領域對其他國家輸出關鍵技術等,以充分汲取西方國家競爭力的核心精粹,或許會更有利于提升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綜合國力。
　　此外,我國當前還更需要留意主要西方國家濫發貨幣對國際資源價格、商品價格所產生的負外部性。在重視西方技術、管理經驗的同時,也要重視對發展中、資源富集國家和區域更堅定地負起大國責任。例如,可以通過在周邊、在更廣范圍推廣雙邊貨幣安排、推動開發融資交易等方式,推進對關鍵、核心、戰略性資源的控制力和潛在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