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環境中，如何不失時機地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是挑戰我們處理“危”“機”能力的一次大考。也許最終答案無人知曉，因為其中隱藏了許多不確定因素。但是，國家關于推進上海兩個中心建設規劃的批復，透露出中國經濟發展與轉型的一個新訊息，在全局上有著不能忽視的若干要點：
　　第一，對全球化需要重新認識，它是雙向的運動。中國已經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當中，接下去怎么樣才能做到與世界各國長期合作共贏？要正確看待中國經濟軟實力提升的訴求，積極參與世界的對話，爭取正當的權益，謀求新的利益格局演化。第二，我們的外匯儲備、經濟增長率高居前列，然而增長方式必須改變。我們的經濟結構怎樣才能轉型？怎樣變得更具有國際競爭力？第三，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需要考慮“世界工廠”的功能怎樣與提高“內需”相一致？今天尚存的許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發展和開拓國內外市場來解決。其中的國內市場，跟過去靠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來發展的辦法很不一樣，需要花力氣去建立 “統一大市場”。為此，第四，就要求在制度上進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改革創新。系統的改革必須提出來并切實加以實施，包括政府、金融、財政、人力資源、教育、公共服務等各個方面。
　　因此，推進兩個中心建設正當其時。眾所周知，當今世界金融服務活動的空間布局，有高度集中化的特點。比如，英國的金融活動集中于英格蘭南部尤其是倫敦，那里不僅是全世界外國銀行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引人注目的國際性金融部門的總部集中地，包括世界級的股票和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所、保險市場、商品期貨市場，以及管理服務部門的支持性基礎設施。很自然地，倫敦如同強有力的磁鐵一般，其支配力延伸到了英國的各金融部門。倫敦至今仍是世界上外國銀行最集中的地區，2001年占據世界20%的跨國銀行貸款、52%的外國證劵交易量、31%的外匯交易。因此，倫敦是資本營運的主要中心，它通過國際銀行網絡以及歐洲市場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連接。相對而言，紐約可稱是世界上主要的資本接受地，是旨在利潤最大化的投資決策與生產創新的中心；東京的金融系統更多地表現為國內主導。
　　推進兩個中心建設固然是從全球化的需要出發，可是其基礎則要扎扎實實地落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進程之上。與上述三個國際金融中心相比較，上海欲成為新的跨國界金融和航運中心，作為集聚大量商務活動的網絡樞紐，一方面需要加強與全球經濟交易活動（金融、投資、物流及服務貿易）相連接，另一方面需要向城市群地區和腹地市場延伸。當然，重要的是要理解，有哪些與區域乃至全球經濟有關的活動已經在這座城市里發生？那里有些什么樣的公司（無論是外資還是內資）？集聚了什么樣的一類人在活動？又有什么樣的市場交易和創新在進行？在哪些方面對區域和全球經濟產生了影響力？
　　必須指出，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改革創新。改革將在根本上有利于釋放市場主體的創造性潛能，形成區域經濟的活力，推動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結構的升級。而自主創新意味著，要通過認識或發現新的、更好的競爭方式并將其引入市場來創造競爭優勢，意味著市場總體利益的增加，以創新和集聚來扭轉劣勢。這不簡單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社會--技術過程，既包括了企業和產業的技術創新，也包括了國家以及區域的制度創新。歸根結底，在現代全球經濟下，繁榮和發展是一國自己的選擇，創新的成敗不再由先天繼承的自然條件所決定，如果我們選擇了有利于生產力成長的法律、制度、政策，比如升級所有國民的能力，對各種專業化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使市場運行更有效率等等，我們就選擇了繁榮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