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
月底奧巴馬政府拋出的新一輪金融業救市方案中，其目標與布什政府方案的最大不同點在于，新方案更多關注了金融業的有形權益股本指標，亦即所謂的 TCE(Tangible
Common Equity)
，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奧巴馬政府首先采取對銀行業特別是巨型銀行進行極端情形下的壓力測試，對于壓力測試所得出的能夠維持的最低限額資本與現有資本之間的差額，要求銀行在限期（
6 個月）內以私人股本融資方式補足，否則美國政府將以強制發行可轉換優先股的形式向銀行注入國有資本，并在一定期限（ 7
年）后不能得到贖回的情況下強制轉換為普通股本。
隨后，美國政府對花旗和美國國際集團（AIG
）均采取了將原有的優先股變更為可轉換優先股的政策，并將價值數百億美元的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本以向花旗和 AIG
提供新的資金援助。盡管由于國有化因素導致了金融業個股的股價在短期內的急挫，但這一舉措減輕了新一輪資產減記浪潮的壓力，為金融業保持穩定提供了強有力的緩沖作用。
那么，為什么奧巴馬政府更多關注金融業的有形權益股本指標，而不是像布什政府的
TARP
計劃一樣以提供政府貸款和擔保的方式推行金融業的拯救計劃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普通有形權益股本是金融業沖減損失的第一條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條防線，盡管在核心資本指標上，普通有形權益股本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但對于各種信用評級而言，這個部分具有的是相較其他核心資本類型更為重要的比重，在大量資產減記不斷發生之時，保有相當數量的普通有形權益股本就顯得十分重要和緊迫，為了避免因普通有形權益股本落入導致評級下調的區間而引發新一輪的資產減記，在金融業無法獲得私人資本注入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必須通過某種方式來增加銀行的普通有形權益股本。
其次，TARP
計劃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盡管政府向金融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是卻不擁有投票權，無法主導金融業對于資金的運用，從而引發市場對于金融業的道德爭議。最突出的就是接受救助的金融業利用救助資金發放高管和員工獎金，例如
AIG
在受救助后出現的高管旅游等事件讓美國民眾深感憤怒。這讓美國政府意識到，如果政府只是注資而不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存在著相當大的道德風險，很可能會使注資成為一場流入金融業高管口袋的游戲。
再者，雖然美國政府官員拒絕談論金融國有化問題，并一直稱其為最差也是最后的一個選擇，但顯然，在目前的金融業和實體經濟進入相互影響的負向循環之時，只有掌控金融業的話語權，才能避免銀行因為種種自身因素惜貸，致使實體經濟無法得到必要的資金的狀況，這一點，從美聯儲連續降息試圖提供市場流動性，但大量銀行機構卻寧愿主動維持高額超額準備金儲備，而不愿意將資金投入企業之中可以得到證明。因此，在新的金融業拯救方案中，政府通過設定一個悲觀場景下的最低目標資本維持數額，強迫無法滿足條件的金融機構接受政府的資金救助，并對接受救助的金融企業采取各種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對其的話語權，將能夠更為有效地發揮貨幣政策的效用。畢竟，從中國的經驗看，一定程度的銀行國有化，將會有助于政府貨幣政策目標的快速傳遞。
由于市場投資者目前越來越關心普通有形權益股本指標，美國金融業也試圖通過各種途徑來維持這一指標處于一個較高水平，其中之一就是削減普通股和優先股的股息，富國銀行等就是這樣做的。但這一做法的負面影響亦顯而易見，減少股息支付往往導致長期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資者因股息收入減少而被迫采取出售股票方式維持原有的生活水平，這對于公司股價構成了相當大的壓力。同時，減少股息也被視為公司財務狀況惡化的重要信號，在一個悲觀情緒蔓延的市場中，這種信號的傳遞，顯然會增大公司的股價下行的壓力。
美國政府和投資者越來越關注普通有形權益股本指標，可以視為在悲觀的金融環境下的一個保守舉措，但同時也對國際市場金融業風險管理提出了新的課題。在以
VAR
為主體的評判體系下，極端的市場狀況往往會令這種建立在概率風險理論基礎上的評價體系失效，而當這種市場狀況影響到幾乎所有金融機構之時，風險疊加放大，就會使原有的風險管控體系和制度完全喪失其應有效果。因此，可以預見，在這一輪的金融危機過后，整個金融市場的風險管理體系必將面臨一次深刻的變革。在某種程度上，回歸于最原始的一些標準也許是最為安全的。
(作者為東航金融控股金融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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