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界經濟危機，保增長成為上上下下共同面對的重要任務。保增長有多種手段，如果從深層次探究的話，調整分配結構當為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國內產能過剩以及民眾消費能力跟不上產品供應的增長，和我國目前的社會財富分配結構相關。就整體情況而言，我國社會財富的分配存在著明顯的向國家集中的趨勢，具體表現在國家財稅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不增反降。國家和居民個人財富分配的失衡所導致的后果就是，產能的超常擴張和居民消費的相對萎縮。
　　我國財政還沒有實現向公共財政轉型，財政在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方面投入嚴重不足，而用于生產建設方面的資金比重卻明顯偏高，一旦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那么用于經濟建設方面的支出也就隨之大幅上升，這樣就必然導致產能的快速擴張。
　　居民收入的增長落后于國民經濟的增長，不僅沒有讓社會民眾完全分享到國民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且在目前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而住房、教育等又徹底市場化的背景形勢下，居民的消費能力難以和社會產能釋放的能量相適應，結果各類企業通過出口方式來消化自己的產品也就成了必然趨勢。如今，世界經濟危機導致我國產品出口受到嚴重阻礙，大家關注的目光就不得不投向國內，刺激內需便成了應對當前困局的一項選擇。需要指出的是，刺激內需不僅僅是要讓國內居民強化消費意識，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的消費能力能夠得到切實的提高，如果沒有實際的消費能力，就是有再強的消費愿望也是沒有用的。如何提高國內民眾的消費能力呢？根本的途徑是改變目前不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結構，把“藏富于國”改為“藏富于民”。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就為社會財富分配結構的調整指明了方向。就目前來說，減稅無疑是一項切實可行的舉措，因為它在直接減少國家財政收入的同時，可以相應地增加企業和居民的收入。鑒于我國實際稅費較國際水平相對較高的現實，減稅應該成為我國一項長期政策。
　　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財政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也是調整分配結構的一個重要環節。居民只有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得到更加全面的保障，他們才有可能把原本安排在這些方面的支出轉移一部分用于其它方面，他們的實際消費能力才會得到提高。隨著經濟的逐步回暖以及減稅政策的相繼實施，有計劃、有步驟地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之中的比例勢在必然。實際上，新《勞動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的施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不合理的初次分配格局。只有分配結構合理了，居民的收入才能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而同步甚至于領先增長，一旦居民收入增長較快，社會保障體系又比較完善，那么其消費能力就會充分顯現出來，其對國內快速增長的產品供應就會有很強的消化和吸收能力，這樣大量國內企業對出口過度依賴的局面就會得到徹底改變。如此，我國內需拉動型經濟就會最終形成，經濟發展過度受制于人的狀況也就不復存在。
　　正因如此，我們切不可把調整分配結構作為權宜之計，而應該將其作為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長治之策。其實，這也和我國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最大限度地提高全體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