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也吹進了國內貿易？根據有關報道,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南京、杭州、東莞等多個省市已經相繼出臺優先采購本地產品的措施,地方保護主義正在抬頭。地方保護主義的危害乃眾所周知的常識,但仍屢禁不止,以至于上世紀90年代一度有“中國省際貿易壁壘超過國際貿易壁壘”之說。之所以如此,相當程度上是經濟增長的利益分配不公所致,而且某些地方所熱衷的“發展經濟”和“改革”措施正在加劇這種不公,其效果堪比國際貿易中的進攻性貿易保護主義。
　　目前不少大城市熱衷于發展的所謂“總部經濟”就是國內貿易中的進攻性貿易保護主義典型。究其本質,當下炙手可熱的“總部基地”不過是國內離岸金融中心而已,是利用低稅率優惠吸引大型企業集團將其總部名義上注冊在這個那個總部基地,然后通過企業內部轉移定價將賬面利潤集中到總部賬上,享受總部基地的稅收優惠。在這種安排下,設立總部基地的城市和大型企業集團固然實現了短期的“雙贏”,但代價往往是這些企業實際生產經營所在地付出了資源、環境、人力成本,卻得不到相應的財政回報而發展滯后。
　　東部沿海某些地區對外來勞動力的待遇是更加不公正的案例。中國跨地區勞動者流動規模舉世無雙,每年春運的滾滾人潮堪稱奇觀。外來勞動力對東部沿海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但待遇還遠遠稱不上“公平”二字。僅就戶籍而言,根據深圳市委書記劉玉浦提供的數字,目前深圳常住人口870萬,流動人口達1200萬,但戶籍人口僅有212萬,以至于很多人到深圳創業幾十年還入不了深圳戶口。不僅如此,某些地方人大、政協提案還企圖進一步剝奪外來勞動力的待遇,如前幾年廣東某地兩會代表曾提出議案,要求延長外來勞動力能夠享受養老保險的連續勞動年限,理由是外來勞動力工作一段時間獲得享受該地退休金資格后就返回家鄉了,這樣導致該地支付退休金來拉動外地消費,對該地區不利。
　　倘若考慮到東南沿海民工潮的起因,這種不公平就顯得更加突出。因為農民工到東部打工固然有一部分是正常城市化和區域發展落差的結果,但還有相當一部分是政策失誤造成農村和縣域、中西部本土經濟凋敝所致。新中國歷史上曾經高度重視緩解區域發展失衡,在東部和中西部、城市和農村、大城市和中小城鎮之間均衡配置經濟資源,一批地方國企和集體企業（起源于1960—1970年代大力發展的社隊企業）成為地方經濟的骨干,容納了大量就業,形成了一定的技術積累。但前些年由于進口貨物、服務和外資企業（它們大多分布于東南沿海且往往得到了政府片面的優惠政策扶持）競爭,也由于國企改革措施的某些失誤,農村和縣域、特別是中西部地方國企和集體企業大面積破產關閉,勞動力不得不背井離鄉,去競爭沿海地區的就業機會。
　　既然不少地方、特別是欠發達地區不能從經濟增長中分享合理的份額,那么我們又怎能片面指責他們“地方保護主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