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最低工資線再起爭議,2月14日,廣東省兩會上,省人大代表盧光霖表示:“現在政府扶持中小企業,所以最低工資標準就別再搞了,最低薪水應該由市場決定�！贝搜砸怀�,板磚紛至沓來,據網絡調查,在考慮到經濟環境不景、企業生存環境惡劣等因素的情況下,仍有六成網友支持繼續執行最低工資條例。顯示提高勞工待遇依然是民心所向。
在當前的逆境中,千方百計地提高勞工收入,降低勞工的生存成本,不僅對維護社會穩定十分重要,而且對提振內需、促進經濟復蘇有重大作用。但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的問題是,在經濟生活中,主要矛盾是中小企業與勞工的矛盾,還是權力與權利的矛盾？
從初次分配—再分配理論看,提高勞工福利所需資金,不外來自企業利潤和政府的財政支出。最低工資制度屬于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勞動者收入的范疇,而社會保障制度則屬于在初次分配基礎上,通過政府借助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手段,進行財富再分配的范疇。無疑,初次分配與再分配手段存在替代關系。無可逃避的是,經濟不景之時,企業經營困難,就業崗位稀缺,必將導致勞工在勞資關系中難免處于不利的地位。此時,通過規定最低工資制度提高勞工的待遇,很容易遭遇到“保證就業還是保證工資”的兩難選擇。
必須看到,雖然企業在勞資關系中處于相對強勢,但眾所周知,提供80%以上城鎮就業崗位的中小企業,在與國有壟斷企業及跨國企業工資的博弈過程中長期處于劣勢地位,事實上恰恰是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面臨行業壟斷、準入門檻高、同業惡性競爭、融資困難等權利匱乏問題,才將日益惡化的企業生存壓力向下推給民工,導致民工生存困境日益惡化。另一方面,勞工在勞資雙方的博弈中處于劣勢,除了勞動保障制度的缺失外,更根本的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導致的制度性權利匱乏,一方面是農村土地產權不明,另一方面是城市社會保障權利闕如。毫無疑問,政府在社會保障體系上的欠賬,不可能也不應通過企業發最低工資填補。在經濟危機到來之時,政府應該承擔社會保障的主要責任,成為轉移支付的主體。
事實上,政府已經開始減輕企業負擔,主動承擔責任的嘗試,去年11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通知“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與此同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持續推出扶持中小企業、促進就業的政策。例如降低稅費、開放市場準入、為農民工提供培訓和創業基金等。無疑,步步進逼的經濟危機,令政府與企業、勞工日益成為利益相關體,令許多在經濟順境時被長期擱置的制度改進措施得以實行。
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并非鐵板一塊,理順地方與地方、地方與中央之間的責、權、利關系,成為當務之急。例如,研究顯示,每年有約240萬的外來勞工子女在廣東省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僅校舍建設每年就要投入100億元左右,另外至少需要10億元的教工投入,除了教育費用外,醫療保障體系、住房保障體系均需要持續投入。這當然不能成為我們提高對外來人口收費,人為設置門檻阻擋城鄉人口流動的理由,但我們仍然不能忽略地方政府的現實困境,經濟發達省份雖然獲得“先富起來”的天時、地利優勢,但倘若要完全承擔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障責任,抹平地域與城鄉的藩籬,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倘若沒有全國一盤棋的制度安排,通過中央轉移支付,或者通過教育券、醫療券以及社會保障異地接續等方式,完善地方之間的社會保障權利義務的平衡,那么,降低勞工成本仍然是一句空話。
在經濟不景之時,各種在經濟順境時期被掩蓋的矛盾必然一一浮現,輿論中也難免出現一些“刺耳”的聲音。在復雜的利益沖突面前,在政協、人大中出現各種聲音,能令社會內在矛盾得以擺上桌面討論解決,無疑是“兩會”職能逐步完善的體現。開啟對話與和解之門,必須從尊重發言者,正視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做起。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