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創業的經濟門檻、技術門檻和信息門檻等往往比在農村創業要求低得多。城市文化已經并且仍將對移民二代、三代形成“根的記憶”、“根的向往”、“根的吸附”，他們即使在城市失業也再不可能“揮之即去”。

　　2月10日《南方農村報》報道，即使工資相同，廣東第三代農民工(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生)寧可在珠三角失業，也不愿回鄉工作，導致一些鄉鎮企業招不到人。許多農民工年未過完就開始返城，他們認為珠三角比家鄉更精彩，出去發展更有意義。
　　而第二代農民工的狀況大同小異。據2月8日《南方日報》報道，第二代農民工多半不愿返鄉，已“習慣城市不會種地”了。消息來源是廣州市公安局的抽樣調查，發放問卷9萬份，回收80117份。
　　全球金融危機使國內就業矛盾突顯，許多專家學者和城市管理者期待農民工“返鄉創業”。“返鄉創業”固然是一個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無論是創業或就業機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農村都要比城市少。
　　以中國人均不足一畝地的耕地資源和農業收益，很難承載幾千萬農民工返回土地。在很多農村，種糧等農業已然成為農民的副業。自主創業方面，交通物流體系、金融信用體系、信息體系、勞動力市場、文化娛樂等，農村都要比城市落后得多，某些鄉村基層社會治理出現問題，農民工創業需要支付的法律與行政成本也遠高于城市。即使沒有像大半個南中國雪災或大半個北中國大旱這樣的天災，在農村創業也遠比在城市創業成本高見效慢。眾所周知，投資農副漁業周期長，農村人口少，資金周轉慢，因此要求一定的規模才有效益；而城市則因為人流量大，資金周轉快，倒更適合小本經營。因此，在城市創業的經濟門檻、技術門檻和信息門檻等反而比在農村創業要求低得多。
　　如果說第二代農民工的就業與創業選擇，還大多受制于單純的經濟與制度環境，那么第三代農民工的就業與創業選擇，則已經更多地與文化因素緊密相連。即使工資相同，即使大中城市生活成本比家鄉的小城鎮更高，不少第三代農民工也不愿意留在家鄉工作，更愿意到珠三角等大中城市發展。這正如阿根廷的法律教授瑪里亞諾·格龍多納所說的，經濟發展是一個文化過程，短期的經濟行為可以用經濟邏輯來解釋，長期的經濟行為，經濟邏輯解釋不了，一定會進入文化邏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是如此，文化價值觀決定經濟發展的程度。也可以說是文化環境，決定了第三代農民工的選擇。“故鄉沒意思”，已是絕大多數第二、第三代農民工的共同感受。
　　因此，面對這一波的金融危機，面對還未見底的農民工失業潮，有必要重新審視過去“只有土地和高樓的城市化，沒有人的城市化”的發展模式，有必要重新審視以為農民工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并把土地視為農民“最后屏障”的傳統觀念；有必要重新把就業和創業的重點，從鄉村放回到城市中來，面朝城市，中國的就業問題才會迎來真正的春暖花開。
　　同時，鑒于城市文化已經并且仍將對移民二代、三代形成“根的記憶”、“根的向往”、“根的吸附”，他們即使在城市失業也再不可能“揮之即去”，政府部門要重新審視和修正大中城市的發展政策，包括教育和戶籍政策，而不是繼續維持城市壁壘，怕人們進入大中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