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新年臨近,香港特區政府負責處理倒閉的華爾街大投行雷曼迷你債產品投訴的金融官員,卻怎么也輕松不起來:根據新近一份統計報告,2008年下半年以來,個人投資者針對包含了大量美國房地產抵押貸款衍生品的雷曼迷你債,投訴激增,達到了近2萬宗,而其中與產品代銷銀行達成和解的才數百宗。大部分備受挫折的香港普通投資者仍在設法通過投訴和訴訟,希望至少能挽回部分損失。
　　其實,相較那些卷入了更為兇險的累進期權（ACCUMULATOR）產品投資的富豪,迷你債投資者還算是幸運的:累進期權這個本質上近乎“金融傳銷”的產品,已經擊倒了眾多包括香港影視明星、上市公司董事會主席、在港上市內地企業富豪等在內的一批高端客戶——危機爆發后,這些原先受惑于高盛、美林等公司形象良好私人理財顧問的富人們,后悔藥都沒得吃。根據香港相對寬松的金融監管政策,如果理財合約不觸犯法律,具體條款即便事后看來多么不合理,也仍受保護。
　　難怪不少業內人士驚呼:金融海嘯,客觀上起到了大大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
　　類似情況,在內地市場也多少發生了:2007年以來的股市大縮水過程中,有多少場財富盛宴一時化為塵土？某種程度上,這樣劇烈的財富變遷過程,甚至在改變不少喧囂一時的內地富豪的命運,如最近爆發的“中國首富”黃光裕案。
　　然而我們不能將上述各個市場發生的財富“悲劇”匯總起來,當做“仇富”心理暗流的新佐證。如果我們足夠有心,細細傾聽冰凍天氣下仍然從四面八方匯聚到華盛頓,聆聽新當選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職演講的數百萬美國民眾的呼聲;傾聽香港金融管理局門口雷曼債投資者的抗議;傾聽背負行囊和失業壓力,踏上回家過年之路的內地農民工仍然在內心保持的希望……
　　所有這些或強烈或微弱的聲音,都已經匯聚成一股新的潮流:在金融海嘯過后的廢墟上,民眾正在期盼那些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將強烈的危機感迅速轉化為果敢堅毅的革新,來構建更為公平和更富有責任感的社會體系。
　　這個體系,可以是奧巴馬在就職演講中開宗名義點出的“一個全新責任年代”,以及“政府與民眾之間富有生機的信任”;可以是包括韓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等在內為應對金融危機大刀闊斧改組的行動;更應是中國政府為應對經濟下滑,而全面推進的公平化改革——這些改革包括著力構建基于全民保障的公共醫療服務體系,構建覆蓋廣泛的社會保障網絡,以及為紓解大學生和農民工就業壓力而推出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
　　重讀西方和中國的歷史書,不難發現,基于一個個哪怕最微小的夢想,每個個體拼盡全力去發現,去追逐,去創造,最終都能成為一個偉大社會和偉大民族重新出發的豐富源泉——30年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已經反復證明了這個樸素而雋永的道理。
　　如今,當中美兩個大國,都在為新的增長動力而掙扎求索,當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都在為不平衡的發展模式付出代價,當這兩個國家的底層民眾,都在為延續或者再造一個個踏實快樂的家庭而重新奮斗,那些迷失于資產大泡沫或者利益集團爭斗的精英人士們,應當從現在開始清醒了:打碎拖延和僥幸,打碎政治的或者利益的分割,腳踏實地,一點一滴地為構建一個更為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重新開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