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不能高,不能再漲了。”在參加上海市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徐匯代表團審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說。他以走上工作崗位不久的滬上年輕人舉例表示,上海的“房價和收入比太高了”。（《東方早報》1月18日）

　　據(jù)說,房價收入比在4至6倍之間是比較合理的。而據(jù)2008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2007年我國的房價收入比平均為15倍,北京為23倍,上海為17倍。倘若在房價起步階段,政府方面就將“房價收入比”指標作為調(diào)控參考信號的話,可能各地的“房價收入比”也不會如此“高成長”。
　　“房價收入比”是一個非常尷尬的指標,因為,迄今為止對此概念還沒有統(tǒng)一認識——或者說,坊間與開發(fā)商及學者之間的認識差異太大,而政府又沒有將其納入視線范圍內(nèi),充其量扮演了一個購房者表達美好愿望發(fā)泄牢騷的草根依據(jù)。
　　據(jù)說,專業(yè)性的“房價收入比”概念意思是:所有自有住房的當前市場價值（總價）中位數(shù)與所有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shù)的比值。要得出“房價收入比”首先需要找準“中位數(shù)”——將事關(guān)百姓切身利益的住房問題上升為抽象的純粹的、故意脫離了國情的概念之爭,是長久以來審視房地產(chǎn)問題時最容易遇到的“思維陷阱”。這個陷阱的好處是,使一個好端端的服務(wù)于公眾利益的統(tǒng)計指標,變得狗屁不是。“房價收入比”正是如此,那些喜歡維護概念嚴肅性、完整性的人士不去想,虛擬出一個“中位數(shù)”的房價和收入跟老百姓何干？“中位數(shù)”以下的百姓構(gòu)成了中國住房問題的主體人群,他們的利益豈能被忽略不計？
　　現(xiàn)在我們已知房價收入比“公認的國際標準”在4至6倍之間,又是怎么來的呢？據(jù)認為是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銀行專家黑馬先生在進行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研究時,提出的一個世界銀行認為“比較理想”的比值。一般認為比值越小越買得起房,但是這個舶來的概念并不能解釋如下原因:房價收入比在2~3倍的一些西歐、北歐國家,其住房自有化率只有30％左右（如瑞士、德國、瑞典）——由此還引發(fā)了一輪“讓少部分人買房住多數(shù)人租房住”的口水戰(zhàn)。顯然,問題就出在當初對這個概念不假思索的全盤接受上,理性比值的天然局限性（外國人眼中的中國的合理比值）,導致這么多年來,我們糊里糊涂地攥著這個維權(quán)依據(jù),卻得不到官方的認可,徒增牢騷。
　　啰嗦了這么多并不是為了得出“房價收入比”應被取消的結(jié)論,恰恰相反,“房價收入比”應受到重視,而且應該將這個舶來品真正本土化。在這方面,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對“房價收入比”做一個科學的解釋,將其納入考評體系,給公眾一個明確的評價房價高低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