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股市剛跌跌撞撞地走過一年多的“熊市上半場”,在進入牛年的頭一個交易周,便突然“屋漏偏逢連夜雨”———先有瑞銀（UBS）全部減持了三年前的中國銀行戰略配售股份,接著又有美國銀行、李嘉誠基金大筆拋售建行股票,拖累有關銀行股二級市場表現持續萎靡,“國家隊”這邊廂不停手地托市幾乎都沒人理會。這還不算完,據媒體披露,除了腿腳利便的幾家,另外一些外部戰略投資者的解禁籌碼也可能有松動跡象。風雨欲來,自然不乏好心人的提醒———“對中資銀行戰略投資者退出應有準備”。
　　筆者以為,評價戰略投資者引進效果的標準,應該是引資的目的是否已經實現,引資的效果是否明顯。

　　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當然不是所有中資銀行的必然選擇。但毫無疑問,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確實具有特殊性,而境外戰略投資者的“進入”,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是具有獨特且積極作用的。如果以歷史視角分析,國有商業銀行股改話題其實并非進入新世紀的新話題,國內理論界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即已提出,但長期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遲遲不能破題。
　　只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金融改革、銀行改革才有了實質性動作,并從交行啟動試點,中行、建行、工行股改隨即跟進,國內商業銀行改革全面進入快車道。金融領域已有的改革實踐充分說明,包括銀行業改革在內的我國金融改革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條件下自行啟動,更難以完全依靠中資金融機構內部驅動自身機制轉換來順利完成。鑒于原有計劃體制所具有的驚人慣性,必須由包括外資在內的外部力量來推動。
　　事實上,戰略投資者進入后,對提升外部資本市場投資者對我國商業銀行改革發展的信心,實現順利上市融資、補充資本,從而成功地抓住有利的景氣周期時段,實現規模和利潤的跳躍式增長等,確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看引資效果,在與戰略投資者的合作過程中,我國的商業銀行獲得了更為開闊的視野、先進的管理技術,并據此在國內和國際推進橫向一體化（如綜合經營）與縱向一體化（如海外并購）。以中行為例,根據公開披露的報告,該行在公司金融領域,和蘇格蘭皇家銀行（RBS）簽署了供貨商融資項目銀行間協議,又在富登金融的協助下在上海、福建兩地開展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模式試點;在私人銀行領域,與瑞士銀行在產品開發、定制等方面進行了廣泛合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司治理領域,中行、建行等這些昔日專業銀行或政府背景濃厚的國有商業銀行,并未因“國字號”的高門檻而傲慢地對待投資者,反因外資在股改初期的介入,迅即成功搭建了國際化的公司治理結構,并積極采取國際通行的形式,來推進股東參與公司決策。再以中行為例,在其2008年度半年報當中就曾提到,“首次通過視頻會議形式在京港兩地召開年度股東大會,為股東直接參與公司重大決策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僅就這一點而言,引資后的銀行甚至可能比部分多年卻仍不死不活、不思進取甚至勇于變臉、欺詐的A股上市公司們要強過許多。
　　可見,我國商業銀行引進外部戰略投資者確實起到了應該起到的作用,其進入、退出的程序也符合法律規范的要求。時過境遷,隨著國內經濟金融制序漸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國內部分市場主體或許也愿意并能夠逐步承擔起戰略投資者的使命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