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海律師嚴義明在北京遞交了兩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分別要求國家發改委公開四萬億元“救市”資金的來源去向，要求財政部在今年全國人大召開前兩周，公開去年中央財政決算和今年財政預算的情況(《新京報》1月8日)。

　　其實，自政府信息公開法頒布實施之后，按法規規定，只要不是涉及國家機密與商業秘密的政府信息，其中特別是與公眾利益有關的社會公共信息，相關行政部門都應該主動而不應等著公民提出要求后再予公開。可以說，這不僅是由政府信息的公共性質所決定，也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與接受社會監督的基本前提與要求。
　　眾所周知，在社會性質上政府及其行政管理活動，應該只是一種執行社會公共意志的行為，并且這樣的管理還應當是始終圍繞社會公共與公眾利益展開的。因而，行政部門在進行具體公共管理活動中所形成的信息，不僅與公共利益密且相關，而且還是公眾行使知情權與監督權的前提。上海律師所要求公開的四萬億“救市”資金的來源去向及財政預決算情況來說，不用說其來源肯定是“取自于民”。而公眾更想了解的是，在來源上，其到底取自何處、是由哪幾部分所組成？而在去向上，又流向何處，由哪幾部分所組成？可以說，只有在這些相關情況向社會充分公開的前提下，公眾的知情權才能得到滿足，而且同時才能對相關的公共收支活動進行監督，并就此對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會公共利益作出相應的評介。
　　再進一步說，從行政機關管理的性質與社會角色講，不但是公共財政收支本身是否公開，行政機關對相關信息公開所取的態度，同樣是社會對行政機關作出評介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這四萬億“救市”資金與財政收支相關情況本身為什么沒有公開？這也應該是有關部門應反思的重要問題。
　　財政是公共的，公共的就必須是公開的、陽光的，這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