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29日向社會全文公布社會保險法草案及關于草案修改情況的匯報，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和建議，以更好地修改、完善這部法律草案。（《法制日報》12月29日）

    一個健康而富有活力的市場經濟離不開完善的社會保障這道“安全閥”，一個安定而富有秩序的人類共同體更離不開對弱勢勞動者的制度關懷。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社會保險制度的健全與否，往往標識著社會文明進步水準與社會和諧程度。對正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社會保險法不僅牽涉千萬百姓的安居樂業，更直接關聯整個社會的正義底線和國家的健康、持續、文明發展。所以，社會保險法“開門納諫”，相信有助于解除勞動者在養老、疾病醫療、職業傷害、失業等方面的后顧之憂，以確保每一位處在社會結構邊緣的勞動者不被甩出“時代列車”。
    然而，現代法治的運行機理早就告訴我們，任何領域內的法律之治，從來都不能“畢其功于一‘法’”，一部基本法律的出臺，只是為國家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宏觀上的框架結構，而整個制度的完善，顯然需要以基本法為基準，在不同子領域內構筑更加豐滿的法規體系。這些法規體系激活基本法規范的原則性條文，為社會保險制度的健康運行提供具體的“血液”。因此，對當前社會保險立法的關注，不應止于一部“集大成者”的社會保險法，更要將目光投向一個符合國情、內外協調且具有開放性、可操作性的社會保險法律體系。
    一般來說，社會保險是國家建立的對勞動者在生、老、病、死、傷、殘、失業以及發生其他生活困難時，給予物質幫助的制度。從各國立法實踐來看，社會保險制度基本上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就這些不同的“險種”出臺具體的法律法規，以讓勞動者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工傷有補償、失業有救助。例如，日本早于1947年頒布了《工傷保險法》和《失業保險法》，開始了戰后的社會保險立法，1953年又制定《臨時工健康保險法》。正是通過一連串而不是一次性的立法，才使得日本的社會保險制度達到近乎完善的程度，為勞動者提供了最佳的底線正義。我國經過多年來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和探索，城鎮保險基本上形成了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和生育等險種，目前也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法規文件。問題在于，這些文件本身的效力等級不高，各種保險制度之間缺乏協調，覆蓋對象的范圍不一，隨著社會保險法的出臺，都需要上升到國家立法層面統籌解決，對各種單項的社會保險覆蓋范圍、基金來源、保險待遇、保險管理等，作出統一而又富有創造性的規范。
    完善社會保險法體系的另一個方向，就是根據社會保險的不同適用對象，制定出單項的法律法規。在國外，社會保險法的適用對象不僅包括國有、集體企業勞動者和公務員，還包括個體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甚至私營企業主。比如，日本在公務員方面，按所屬部門不同，分別制定了各種包括健康和年金保險的互助會法。1948年頒布的《國家公務員互助會法》，統一了原先按政府部門分別實施的互助會制度，將被保險人覆蓋到公立學校的教職員。對我國而言，如何恰當而合理地確定適用對象范圍，并針對不同的對象群體進行可操作性的下位立法，成為社會保險立法的重要任務。例如，在我國今后很長一段時期，農民工都作為一種特殊的勞動群體而存在，但至今尚無一部農民工保險的全國性專門法規或規章。再比如，在目前城鄉二元體制還未打破、農村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我國農民的養老保險與合作醫療保險等，能否直接納入社會保險立法范圍也是一個重大課題。
    總之，社會保險立法是一個開放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只有在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統領下，完善與之相匹配的其他單項法規，以形成一個健全的社會保險法律體系，才能將社會保險逐步納入法制軌道，使其真正成為社會發展的“穩壓器”、經濟運行的“減震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