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匯儲備來源結構的調整與優化角度看,唯有債權型外匯儲備比重大于債務型外匯儲備,在債權型外匯儲備中,“中資”創匯比例大于“外資”的創匯比例;在債務型外匯儲備中,外國政府、企業的比例大于個人比例,我們才能抵御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與經濟的沖擊。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外匯儲備仍舊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須引起高度關注。要使我國外匯儲備結構處于優化狀態,有必要建立預警機制,從外匯儲備的來源結構、幣種結構、資產結構、投資結構等方面來分析與研判。同時,外匯儲備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應在經過科學量化的結構指標體系中加入彈性機制,使之能夠隨經濟發展的變化而適當調整。
　　按國際收支平衡表劃分,我國外匯儲備來源有經常項目下的資本流入和資本項目下的資本流入兩大類,前者包括貿易項目、勞務項目等,順差則構成債權型外匯儲備;后者包括外國政府或民間的投資、熱錢或直接贈與,順差則構成債務型外匯儲備。筆者認為,分清外匯儲備的來源結構是外匯儲備結構管理的前提。我們很有必要分清外匯儲備中債權型外匯儲備與債務型外匯儲備的比例,在債權型外匯儲備中,又要分清國有獨資企業、“三資”企業、私營企業創匯的比例,分清“中資”與“外資”的創匯比例;在債務型外匯儲備里,應分清外匯儲備來源的國籍,要知道每個國家的來源比例;在每一個國家里,要明白政府、企業與個人的比例。目前有關部門公布的資料,只能找到債權型外匯儲備與債務型外匯儲備的籠統數字,其余則很難細分,而分不清外匯儲備的來源,對高額外匯儲備的結構管理就很難有針對性。從外匯儲備來源結構的調整與優化角度看,唯有債權型外匯儲備比重大于債務型外匯儲備;在債權型外匯儲備中,“中資”的創匯比例大于“外資”的創匯比例;在債務型外匯儲備中,外國政府、企業的比例應大于個人比例,我們才能抵御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與經濟的沖擊。
　　長期以來我國外匯儲備幣種絕大部分為美元,歐元、日元等幣種持有量偏少。在今年6月末的登記外債中,美元債務占70.1%;日元債務占10.0%;歐元債務占6.8%;其他債務包括特別提款權、港幣等,合計占比13.1%。我國約占70%比例、高達數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美國國債和債券形式存在,使得外匯儲備的流動性不足。美元占比較大,致使美國經濟、政策的變化直接影響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尤其是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近幾年一直處于跌勢,使我國外匯儲備資產承受巨大的美元貶值損失。我們必須堅持儲備幣種多元化原則,根據對外貿易依存度、經濟相關度,綜合考慮進口支付要求、市場干預需求、償還債務需求以及我國與他國的貿易依存度等方面的因素來安排外匯儲備幣種的種類和占比,
　　相應減少美元比重,增加歐元、日元及其他外幣資產的比重,以分散匯率風險,實現穩定外匯儲備價值的作用。為此,要建立一套可以監測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情況的預警系統,同時組織專門的機構加強對儲備貨幣所在國經濟的發展情況的動態監測,考慮各個幣種之間的相關性以及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等方面的因素,循序漸進地推進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優化,密切注意貨幣匯率的變化,及時調整各種貨幣的比例。
　　從相關數據推斷,截至2007年底,我國外匯儲備最重要的資產是長期國債(約占儲備規模的50%)和長期機構債(約占儲備規模的40%),股權、長期企業債和短期債券的比重非常有限。這種集中的資產雖然商業信用風險相對安全,但由于匯率、利率的波動以及美國國家資產價格的變化所帶來的風險難以估計,我國應相應地減少美元貨幣資產和債券資產儲備,可考慮多增加一些實體經濟領域的戰略性物資儲備和黃金儲備。我國目前大量的外匯儲備完全有能力購買一定數量的糧食、石油、鐵礦石等作為戰略物資儲備。現在國際大宗商品與原油的價格已經下跌,因此要把握好動用外匯儲備進行戰略物資儲備的時機。此外,保持適當的黃金儲備意義重大。
　　選擇外匯儲備的投資形式時,既要考慮投資的安全性,也要考慮收益性。既要考慮短期外債的比例,也要考慮中、長期的比例,外債償還期限的均衡化和分散化可以避免外匯儲備因外債的償還而劇烈波動。此外,我們還應考慮外匯儲備投資于國內與國外的比例,筆者認為很有必要研究外匯儲備在國內的投資,原則上高額的外匯儲備都可以運用用于我國急需的地方。如投資于基礎產業,加強出境基礎設施的投入,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與設備,對海外資源開采權的收購,注資國內金融機構,發行債券,注資社保基金,發展我國的離岸金融市場,進行能力儲備與人才儲備等等。在當前金融危機繼續惡化、我國外匯儲備規模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外匯儲備在國內的投資變得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