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許昆林說，成品油價稅費改革后，油價將不漲反降，這是個好消息。其實在油價之外，很多能源消費價格都應該不漲反降才對。

　　比如說，煤炭價格近來也同樣大幅度下降。據《中國經濟周刊》12月4日的報道：我國最大的煤炭大省山西，焦炭價格已經從8月份最高峰時的6000元每噸，降低至近期的2700元每噸；煤炭價格的跌幅超過50%以上，在山西朔州，原來800多元一噸的煤炭，排隊搶著拉，現在300元一噸也沒人要。
　　石油、煤炭都是我國的基礎性能源，按照一般邏輯，上游基礎性原料價格大幅度下跌，本應傳導到下游的相關產品或服務中來，從而導致下游的消費類價格相應下降。但我國的事實恰恰相反，尤其是能源消費價格，近幾年來，一直呈上漲趨勢，幾乎沒有進行過一次降價的調整。略作回憶就不難發現：電價、煤氣價格，有的城市上調幅度居然達30%左右。
　　一方面能源類價格下降，一方面消耗能源的產品價格上漲。很難想象：在信息如此發達的現代社會里，基礎性能源價格幾個月來連續下降，而居民能源類消費價格卻不僅沒有下降，反而相關部門一再以“體現能源稀缺性”為由一次次提高居民能源消費價格，特別是在煤炭價格大幅下降的同時，還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提高以煤炭為原料的產品——電價和熱價，既不符合價值規律，也難以得到公眾的認可。
　　形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一是居民能源消費價格屬于政府定價，而在政府、企業、消費者三方利益博弈中，消費者總是處于弱勢地位，相關行業的壟斷性質非常突出，政府出臺的價格政策往往會傾向于壟斷企業。二是消費者的利益表達能力太弱，比如每當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國內煤炭價格上漲的時候，國家能源管理部門等部門、組織，都會通過多種途徑向發改委提出漲價建議，但當能源類價格下降時，這些政府部門和組織，卻很少提出降價的建議。那么，國家有哪個組織或部門來代表消費者反映降低價格的意愿呢？沒有。各級消費者協會，只是受理侵害消費者個人權益的行為，而對于像能源類價格調整這樣的公益性問題，消協卻很少觸及。三是，國家出臺的相關法律法規，在涉及居民能源類消費價格機制形成方面，缺乏具體的操作規范，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漲價，漲價的幅度是多少？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降價，降價的幅度如何確定等，公眾很少知情，其決策權完全在于政府相關部門。這就造成了如下現象：能源價格上漲，居民消費的能源類產品價格很快上漲；相反，當石油、煤炭等基礎類能源價格下降時，居民能源類消費價格很難隨之進入下降通道。
　　面對當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政府決策部門在下大力量扶持相關行業的同時，也應當對涉及到居民能源類消費的公共產品價格予以關注，在價格形成機制尚未完善之前，應當通過政府干預的手段，使此類產品價格該上漲的上漲，該下降的下降，打破只漲不降的不合理局面，幫助普通民眾增強渡過危機的信心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