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國務院出臺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后，提高個稅起征點的討論不絕于耳。對此，有不具名的“權威人士”近日表示，從效果上來講，提高起征點對內需的拉動作用有限；從程序上來講，短期內調整也不現實。而此前，22日的《中國日報》引述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的話稱，全國人大已就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達成共識，個稅起征點應有較大幅度的調高，但他沒有透露具體數字。其個人觀點是，不論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還是8000元，都可以，“關鍵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最好這個月就做。”
　　有人認為，中國大部分納稅人收入很低，提高起征點對拉動內需意義不大，而且如果起征點過高，將無法起到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這是一種孤立看問題的思路，顧此失彼。如果用普遍聯系的視角看問題，會發現提高個稅起征點意義不是一般重大，而是“非常重大”。
　　培育和發展內需，不僅是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一時之策，而且是中國經濟全面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戰略。而所謂內需，不外乎人的衣食住行、文化和娛樂。衣和食其實占國民消費和整體國民生產的比例非常有限，絕大部分就歸到了住(房子、裝修、家電、家具、藝術裝飾等都是住的外延)和行(道路、交通工具等)了。因此，我始終認為，中國的汽車和住房消費是中國內需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的兩大引擎。
　　但盡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救樓市政策，包括降低首付、降低稅收、提高房貸優惠比例等，但效果并不明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高房價尤其是大城市動輒一二百萬元的高房價面前，沉重的月供負擔使許多人望而卻步。如果此時能夠大幅度提高個稅起征點，事實上相當于在經濟降溫的情況下，將大部分城市白領工資逆勢提高10%以上。這樣的減稅幅度，對個人消費影響巨大，但對政府稅收的影響微乎其微，因為個稅總額不到稅收總額的7%，而且樓市興旺，政府稅收可以這邊損失那邊補。
　　從全國范圍看，雖然大幅提高個稅起征點，影響的人群不會太多，但它影響的卻是大城市最有消費能力的廣大城市白領和中產階層，對大城市的住房和汽車消費意義重大。而中國正處在一個史無前例、千年未有的快速城市化尤其是高密度大城市化進程中，這樣的影響必然通過梯度傳遞效應向下、向外、向中小城市乃至鄉村傳遞——大城市的發展將不斷吸引更多的人進入城市，分享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就像陽光和雨水充足的熱帶雨林，各種大大小小的物種繁茂地生長其間。
　　如果說住房和汽車是中國內需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物質意義上的引擎，那么大城市則是它空間意義上的引擎，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巨大作用。當今世界，大城市圈已成為21世紀全球競爭的基本單位，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近年來都出現了明顯的人口和經濟起初向四大城市圈集中、現在又進一步在向東京一極集中而很多中小城市則嚴重衰退的趨勢。中國這樣一個城鄉差異、地區差異巨大的發展中國家，由發展落差導致的人口和經濟集中效應將會越來越明顯。因此，抓住了物質和空間意義上的幾大引擎，也就抓住了發展內需和整個經濟的牛鼻子。
　　大幅提高個稅起征點，也更有利于社會的公平公正。須知，同樣供一套百平米住房，中西部或中小城市2000元月收入者已是“富人”，而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白領，月收入8000元還是“房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