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過度放松貨幣政策的潛在嚴重后果，鑒于我國目前財政狀況良好，今年1-9月全國財政收支相抵，盈余12518.72億元，積極財政政策扮演此次反危機對策主角，實屬理所當然。那么，此次反危機積極財政政策成功的關鍵是什么？關鍵在于落實監督、改善民生和提升產業結構三個方面。

　　任何大規模投資都潛藏著遭遇侵吞的風險，我們不可低估貪婪者的膽量。我相信，早在“保增長”提法出臺之初，肯定就有人已經嗅到了其中借機上下其手的機會，十大反危機對策發布之后，這些人肯定會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此前中國公路建設高潮中，一度出現每公里公路倒下一個官員的現象，這一輪大規模投資是否會淪為腐敗者的盛宴？我們的事前防范和事后監督機制面臨嚴峻考驗。
　　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舉世公認，有目共睹，但增長的成果并沒有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得到公正的分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經加大到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地步。收入分配嚴重失衡，不僅導致中國消費傾向一直難以提高，與高度依賴外需的發展模式相互促進，令中國難以自拔。旨在改善民生的大規模投資為我們提供了扭轉上述局面的契機：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以及提高城鄉居民收入……這一切若能落實，必能有助于讓最大多數的國民更加公正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有助于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彌補環境欠賬，并推動經濟增長模式從過度依賴外需轉向更多地依靠內需，特別是依靠消費。
　　在老一輩歷盡艱辛奠定工業化基礎，并打破西方集團和東方集團相繼實施的封鎖之后，奉行比較優勢戰略令我們得以充分利用了國際市場的能量來加快發展自己，但過度拘泥于靜態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也令我國有陷入外貿“貧困化增長”、國家落入“拉美化”陷阱的風險，“八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已經成為中國人心中的痛楚。而此次危機中沿海傳統出口企業倒閉成倍增長，更讓人看到了這種發展戰略的薄弱之處，改弦更張已經勢在必行。發展先進制造業、特別是重大戰略性項目能帶動、支持國民經濟全局升級，為我們奠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提升自己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實際上，工業和科技主管部門幾年來一直在努力推動發展新興支柱產業，在外部危機沖擊下加快其發展步伐，可收一箭雙雕之效，把當前的反危機與增強長期發展能力兩者結合起來。
　　對于大國、有發展潛力的國家而言，危機是沖擊，更是機遇，因為只有在危機之時，大國抗風險能力強、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性好的優勢才能得到充分體現，這個國家才能脫穎而出。而且，任何危機都意味著既有經濟政治秩序重新洗牌，都意味著新興大國取得了更多的崛起機會。筆者期待，這一次我們能夠通過努力在更高層次上重演東亞金融危機中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