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海嘯已經并將繼續對我國經濟帶來重要影響，危機還給我們理解當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增長內在規律提供了寶貴的認識素材。但是對于中國和美國這樣巨型經濟體而言，無論是經濟增長成就還是問題，根本上還是受國內基本面和體制政策因素所決定。
　　當前我國經濟自身面臨挑戰，主要還是前幾年空前高速增長的產物。從2003年到2007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一輪空前的景氣增長，5年間GDP年增長率保持在10-12%。這種情況，在過去30年中只發生過兩次。從全球角度來看，過去的5年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最快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對此做出了直接和間接的重要貢獻。
　　五方面因素驅動這一輪高速增長。第一，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高；第二，資本回報率的高速增長；第三，城市化、工業化的推進；第四，中國的人口紅利盡管在不遠的將來就將面臨拐點，但是現在仍然在最后一班車的階段；第五，全球化的市場環境提供了我們需要的技術和信息。
　　但是，這5年宏觀經濟運行中至少有兩方面問題，與目前面臨的困難存在關聯。首先就是爭論多年的人民幣匯率是否存在低估的問題。盡管匯率體制確實是不斷地在向更為靈活方向調整，但調整力度、深度和時間點總的說來是相對滯后的。人民幣的靈活度不夠，是導致中國經濟對外需依賴過高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出口對整個GDP增長的貢獻率一直在2%左右，但在過去5年里卻突然達到了19%。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它帶來了一系列的失衡，突出表癥就是產業結構過度依賴外部市場以及外貿盈余和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第二個方面的問題跟中國這樣一個快速增長的龐大經濟體的特性有關，當我們的經濟處于某一特定階段時，我們對一些基本的資源性產品難免會有一個非常高密度的需求。這樣一個大國在全世界采購的效應，會深刻地改變一段時期內國際上某一類產品的供需關系。2003-2007年間中國對鐵礦石、鋁、銅、石油等基礎資源產品的需求增量的貢獻達到了50%以上，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消費更多資源是不可避免的并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總需求特別是外部出口需求超過合理臨界值過快增長，會以非線性關系過于放大對這些商品進口需求，并通過大國效應構成這些商品進口價格飆升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局面不僅通過貿易條件惡化對我國帶來負面影響，而且客觀上也不利于全球經濟均衡增長。
　　去年以來國內通脹走高、美國金融危機宣告負債消費增長盛宴終結，內外條件變動把“匯率偏低、順差偏高、貨幣偏多、增長偏快”運行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凸顯出來。然而由于上述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基本面積極因素仍然大體存在，如果政策措施調整適當，中國完全有可能比其他國家更好地應對目前的危機，走向新一輪的景氣增長。
　　應對目前總需求走弱和通貨緊縮前景，無疑需要采取降低利率和減稅等方面總需求管理政策，然而同時需要在體制政策方面積極調整。首先是調整土地政策，使農村建設用地流轉權更加物權化，更加便利地在農村和城市進行配置。十七屆三中全會對此有了方向性的突破，對中國長期發展甚至對解決一些短期困難都是有益的。
　　其次對民營企業放松管制。我們多年來一直強調要完善市場經濟，但實際上經濟形勢起了變化以后對民營經濟在很多領域的準入管制反而加強了，現在需要把困難變成契機，通過改革給民營企業提供更加平等競爭舞臺，改變許多沒有審批的審批或者報備比審批還難的局面。
　　最后，政府高度重視農業和糧食安全問題是正確的，但30年改革開放經驗表明，隨著制度改進和技術進步，利用市場機制可以較好地解決傳統意義上糧食不足的問題，新形勢凸現食品安全挑戰的嚴峻性。如果說過去我們主要被“農民能不能生產出足夠的東西給我們吃”這樣問題困擾的話，今后需要更多地關注“生產的東西消費者敢不敢吃”的問題。政策重點需要因形勢演變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