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的一份報告中披露，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區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規模以上工業生產增加值、進出口貿易、固定資產投資等方面的增速均全面超過東部地區。其實，自2007年開始，在國內外眾多因素的影響下，我國東部地區外貿大省經濟增速開始減緩，中西部地區經濟體在增速上首次呈現出快于東部的態勢，在總量結構上則表現出“東部略降、中西部略升”的新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將我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依據其經濟地理特征和歷史文化傳統，從海岸線開始，由東向西，正呈現出經濟實力由強到弱的光譜。在人們為資源、資本、技術、人才的“孔雀東南飛”、“一江春水向東流”唏噓感慨了近二十年之后，區域經濟發展的極化效應（使各種生產要素集聚到中心區）和回流效應（使中心區的生產要素外流到邊緣區）的相對作用正在發生轉變，中國新一輪產業轉移的拐點終于隱約出現。
　　那么，政府在這場一觸即發的產業轉移的新浪潮面前可以有什么作為呢？在筆者看來，對準備承接產業轉移的欠發達地區政府而言，切莫為這樣一場由于成本價格因素不期而至的“橫財”而沾沾自喜。應當看到，盡管多年來在實施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等區域經濟政策的過程中，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自然環境、市場環境、政策環境方面仍存在很大改進空間。在即將到來的新一輪產業轉移過程中，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防止地方保護主義抬頭；二是防止房地產炒作和商務成本的非正常抬升；三是要降低人口流動門檻，確保勞動力充分供給；四是要根據地區經濟發展階段，結合要素資源稟賦、生產技術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對引進產業有所甄別。
　　就國家層面來說，對于產業轉移適當地進行引導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盡管企業對于價格信號傳遞成本上升的信息具有敏感性，但對市場需求下降的覺察往往具有滯后性。這種時滯影響現存企業或新進入者的投資決策，使產業調整難以及時進行。其次，即便企業存在退出意愿，但地方或部門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是全局立場，可能在政策上設置了較高的轉移壁壘和產業退出壁壘。再次，企業自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礙。產業組織長期形成的文化和企業經營者的思維定勢會使產業調整發生困難，當遭遇行業性全面衰退時，總寄望于其他同行企業先行退場、自己“斷后”，進一步接收地盤、擴大規模。凡此種種，都需要政府中負責產業調整和區域規劃的部門提供必要的信息引導。
　　政府在欣喜于我國中西部增速上升的同時，也不可對東部增長趨緩掉以輕心。由于東部地區自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還需要一個過程，應當借此機會，推動我國東部若干區域（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經濟一體化進程，通過新的分工專業化解決東部地區業已非常嚴重的產業同構、重復建設問題。
　　此外，我們還應該認真反思那種傳統的外向經濟發展觀念。多少年來，我們已經習慣于在增長的順境中無條件地延續一種靜態比較優勢的思維定勢：過于樂觀地判斷身處這樣一個全球化進程之中所能獲得的利益和報酬，進而先是在高呼“狼來了”惶惶不可終日，之后旋即走向另一個極端——對這種高外貿依存度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潛在風險毫無準備，“世界工廠”模式雖屢遭質疑卻也屢難脫身。一個國家也好，一個地區也好，在外部的大市場環境中誠然必須遵循一定的分工和專業化原則，卻是萬萬不能不計成本、來者不拒地患上招商引資的癲癇癥的。
　　城市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取決于它的每一個區域的發展和每一個城市經濟活力的顯現，而國家經濟觀測、調控的政策目標往往反映的是整體狀況，政策的普適性就很可能“錯殺好人”。目前的局勢下，奢談自主創新已經是遠水不解近渴，奢談搭美國人下一次技術創新的便車亦屬望梅止渴。中期來看，只有根據各自特色，立足擴大內需，在“外向”的同時加強“內秀”，形成東中西各區域錯峰發展、層層推進的格局，憑借大國經濟的腹地優勢，對內避免經濟周期疊加和共振之下造成的整體經濟驟熱驟冷、大起大落，對外規避世界經濟下行周期中受累于過高外貿依存度而產生的風險，則后奧運時代中國經濟的航船才能夠平穩前行。